警告：本文和播客内容中深入探讨了性暴力及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的内容。
在澳大利亚，平均每天有85起被报告的性侵犯。研究表明，三分之一以上的年轻人曾经在生活中经历过非自愿的性行为。
如果你是强奸或非自愿性行为的受害幸存者，你可以考虑向有关机构报告自己的经历，让施暴者受到司法系统的制裁。但通常这个决定会伴随着巨大的情绪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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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202311:38
维多利亚州警察局高级警长莫尼克·凯利（Monique Kelley）领导着一个调查涉嫌性犯罪的专业小组。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协助受害幸存者，即所谓的报警的人。当受害者需要起草关于该事件的声明并提供证据时，小组会给予他们帮助。
“我们有四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保护受害者并为他们提供支持。然后第二步，我们会彻查所有向我们提交的报告，这也是我们的义务；第三步是，我们会收集证据并且查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最后第四步，我们会辨认罪犯并且将他们送上法庭。”
我们也鼓励受害幸存者带一个值得信赖的，可依靠的人一起去警察局。因为在收集证据和起草警方声明的过程中可能会使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
“我一直提醒我的侦探，当他们与报警人交谈时，他们需要花点时间记住，来到警察局可能是报警人在创伤性事件发生后最大最紧张的事件，”凯利说。
我们面对的是一些正在经历创伤的人，所以他们会非常脆弱......我们需要给对方一些时间，我们需要倾听对方，我们需要对他们对我们说的话保持开放的态度。Victoria Police Senior Sergeant Kelley
向警方报案
如果受害者在侵害发生后几小时内向警方报告，他们将得到医疗援助、法律和情感咨询。
他们也将被要求接受医疗检查以收集法医相关证据，这被称为“强奸检验套件”。但选择由女医生或女警官调查是不可行的。
报警人需要提供一份详细的警方声明。这可能不会在同一天进行。
“写报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做笔录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但是司法程序却确实需要受害者把事情发生的所有经过一次性全都写在纸上。否则，如果以后有事情需要补充或纠正，都会对最终起诉该案件产生不利影响。这就给受害者带来了直接的负担，”律师迈克尔·布拉德利（Michael Bradley）说。
调查记者杰斯·希尔（Jess Hill）在她的三部系列纪录片《Asking for it》中探讨了非自愿性行为案件在法律系统中的处理方式。
她说，对于受害幸存者来说，确保他们的陈述准确是很重要的。即使过去了很长事件，曾经发生过的性侵也依然可以报告。
“没有时间限制。当然，越早报告越好，因为越早报告，就可能会有越多证据，”希尔说。
“向警方提交的书面声明是在法庭上会使用的最重要的文件。因此，你需要确保它是完全准确的，”她说。
Specialists say it's important for victim-survivors of rape to seek support services, as the process of reporting and going to court is re-triggering and retraumatising for many. Support services are available, whether or not the victim decides to report or engage in proceedings. Credit: FG Trade Latin/Getty Images
如果警方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来起诉该案件，则由检察长或公诉检察长（DPP）来审查案情。如果它通过了DPP的诉讼门槛，警方会提出指控，逮捕罪犯。
“如果他们不起诉，这并不意味着性侵没有发生。这只是意味着他们认为案件无法在法庭上被证明，”希尔说。
“在这之后，他们将会逮捕并向罪犯提出指控。被指控的罪犯可能会被保释，或者他们也可能会被无保释释放。他们可能会被拘留至审判，但不一定在发出逮捕令时立即被带走。”
Source: Supplied
上庭时
一旦案件进入法庭，受害幸存者和其他（如果存在的）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他们会受到辩方和控方的盘问。相比之下，被告方的犯罪人有权保持沉默。被告可以不认罪，或者只对轻微的性犯罪行为认罪。
布拉德利说，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使许多受害者感到被疏远，让他们感觉仿佛自己才是被审判的对象。
关于强奸案件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唯一的证据是受害者的证词。所有的责任都在检察官身上，他们必须证明整个案件无可置疑，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责任标准。Lawyer and author Micheal Bradley, law reform advocate.
布拉德利解释说，控方还必须证明性行为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
“并且必须证明性行为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受害者没有同意，但被告认为是同意，那么这就是不合理的。”
他补充说，由于大多数被指控性犯罪的被告都有保持沉默并免于作证的权利，因此审判就会落在受害者的证词上，这使得证言可能会存在疑点。法庭审判就会变成了一场关于受害者是否说了实话的竞赛。
“因此，陪审团只会听到原告或受害者的故事，这是控方证明案件的唯一证据，”他说。
为了提出合理的质疑，辩方必须对受害者的证言可信度提出疑问。因此，他们会被称为骗子。Victoria Police Senior Sergeant Kelley
据估算，大约90%的受害幸存者并没有向警方报告他们被性侵的经历。研究表明，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女性经常捏造或夸大虐待或是强奸的说法——这个比例是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最高的。
然而，高级警官凯利说，她很少遇到她怀疑是在撒谎的受害者。
“作为在这个领域的专家，并且在这个领域研究近十年，我可以说，没有人愿意经历这个过程。因此，没有人愿意将他们自己暴露在法律系统的审查下，所以编造谎言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Source: AAP
“量刑选择的范围可以从‘没有定罪记录’，到社区服务不等。他们可能只是被罚款，也可能被判刑，如果受害幸存者觉得判决与他们所遭受的不相符，这会让他们感到沮丧，”希尔说。
“在宣判时，你通常可以发表受害者自述，这对许多受害幸存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们能够向法院，特别是向伤害他们的人说出该罪行对他们的影响。”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一些司法管辖区一直在修改法律，规定性犯罪的被告必须在法庭上证明他们在发生性行为之前获得了对方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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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司法管辖区还为那些想要正式提交自己经历的人引入了新颖的性侵犯报告选择，让他们免于通过刑事司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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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驱使这些幸存者的事情是他们对其他人的关注，因为没有所谓的单词性侵者。这样的报告系统的好处是，如果系统中已经有其他报告，或随后在系统中有了更新的报告，那么可以为警方提供线索回到受害者身边，并说，‘嘿，事实证明，这家伙是一个连环罪犯，你想继续追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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