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I是指代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双性人和间性人的统称词汇。一些文化没有特别形容非异性恋或者被定义为另外一种性别的人群的词汇。澳大利亚平权利机构的法律总监甘森解释到:
“我们谈论的是那些对同性有性和浪漫吸引力的人群,我们所说的是那些男性,女性或者其他性别,那些不一定与他们所出生的时候性别相符的人们。”
在1924年以前,在新南威尔士州,和同性发生性关系会被判处终生监禁。在1949年之前在维多利亚州,同性恋行为应处以死刑。尽管南澳大利亚在1975年更改法律后,各州开始将同性恋行为渐渐合法化,但直到1997年,塔斯马尼亚州成为澳大利亚最后一个将同性恋行为合法化的司法管辖区。
人权法中心,拉筹伯大学和维多利亚同性恋健康中心的2018年联合报告估计,高达10%的澳大利亚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仍然正在接受转化治疗。
对于包括前牧师安德烈·阿法玛萨加(Andre Afamasaga)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都是痛苦的经历,多年来,他竭尽所能改变自己的性取向。
“仅仅是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同性恋是有缺陷的,是你出了问题,而同性恋就是你的错,你是受损的商品,上帝需要修复你。”
尽管在一个充满爱心的萨摩亚基督徒家庭中长大,但阿法玛萨加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为同性恋感到羞耻和内疚。
他说,“我记得自己很小,只有八岁,就知道我是同性恋。在那时,我会说,上帝,请把这些感觉带离我。我感到社会上的污名和歧视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那些来自非基督教家庭和非宗教家庭的同性恋者甚至都在祈祷。”
国家LGBTI健康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年龄在16至27岁之间的LGBTI年轻人一生中自杀的可能性,是异性恋者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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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阿法玛萨加,尽管他深深信仰宗教并曾是一位牧师,但由于无法调和自己的宗教价值观与同性恋取向,这在某个人生阶段甚至想过放弃生命的可能性。
“经过15年的努力,我感到难过,而且我真的很沮丧,刚满40岁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所有这些上帝指引的变成异性恋,并且试图通过做正确的事情的努力,并没有带来我想要看到的改变。这些年来,我一直感到孤独,这将是我一生的孤独,所以自杀的念头才开始真正显现出来。”
这些感觉最终迫使阿法玛萨加走出禁锢,去面对他的真实身份。
“当时我想,如果我不改变这一点,如果我一直这样想着要变成异性恋,并不会有好的生活。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接受我实际上是同性恋的事实了。”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发布的2014年《面对事实》统计数据显示,十分之六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和双性恋者经历过口头同性恋虐待,而十分之二的人遭受过肢体同性恋虐待。跨性别男性的比例更高,其次是跨性别女性。
为了确保每100名被识别为LGBTI的澳大利亚人中,有11名获得适当的社会和健康服务,澳大利亚平等组织提倡将有关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特征的问题纳入人口普查。
“他们面临骚扰和歧视,知道这些人的住所使我们能够提供满足这些需求的各种服务。”
据AGMC澳大利亚GLBTIQ多元文化委员会主席精神心理学家Judy Tang博士称,对酷儿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意味着已经受到种族歧视的有色人种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可以说,每当我们进入每个特定社区或社会某个部分时,我们都必须将自己分成不同的部分。例如,感觉就像我们进入LGBTI空间,我们必须离开我们的多元文化,将我们的种族放在门外,然后在另一面,如果我们进入多元文化空间,我们必须将LGBTI群体留在外面,让我们感觉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100%的自己。”
2008年,陆克文政府取消了联邦法律例如退休金计划,社会保障,工人赔偿,税收,移民,公民身份,老年护理和健康等方面对同性伴侣的歧视。
加桑·卡西谢(Ghassan Kassisieh)说,自80年代以来进行的改革,是合法承认当今澳大利亚同性关系的重要先驱
“这给了他们与任何已婚夫妇一样的权利,给了他们诸如收养,继承,探望伴侣的权利,决定伴侣的葬礼或继承伴侣的财产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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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12月以来,在对全国61.6%的人口支持婚姻平等的邮政调查之后,同性伴侣已经能够在澳大利亚合法结婚。
截至2018年4月,同性夫妇还能够在澳大利亚所有州和地区领养子女。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酷儿历险记选集《多样性中的生存与爱》的主编玛丽亚·帕洛塔-基亚罗利说,同性伴侣抚养孩子的能力,对某些移民家庭来说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事情。
“即使父母可能很难接受他们,但一旦有了孩子,一旦结婚,老年人就会站出来说,现在家里有一个孩子。无论我对儿子的感觉如何,我现在都需要照顾那个孩子,这实际上使许多家庭再次聚在一起。”
加桑·卡西谢(Ghassan Kassisieh)表示,要使每个澳大利亚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仍然需要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改革。
“我们正在研究,允许人们拥有能够反映其现在的性别而不是出生时,所假定的性别的出生证。我们正在寻找那些更广泛的社会歧视和态度,那些会阻止人们在工作场所或上学时做最好的自我的态度,我们还在研究一些存在着的,基于性别该如何看待身体的想法。”
直到1973年下半年,澳大利亚医学协会才将同性恋从其疾病和失调清单中删除。卡西谢认为,许多移民社区仍然对性和性别持落后观点。他认为这些看法是普遍平权的障碍。
“澳大利亚的许多移民社区所进行的对话与大约40或50年前的澳大利亚主流社区一样。因此,同性恋不是一种精神疾病。这不是可以治愈的东西,也不是可以学习或采纳的东西。仍然有很多误解,特别是对于最近到达的人们。”
Maria Delotin-Chiarolli玛利亚查罗里在迪肯大学健康与社会发展学院担任高级讲师之后,对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的LGBTI社区进行了广泛研究,他说真正的社会变革始于家庭。
“对于我们许多LGBTI人群说,歧视程度可能更多来自其社区内部。当我在看每一个故事,在多元化中的每一个生活经历的时候,不幸的是,家庭或社区的宗教信仰越传统,LGBTI人就会感到越发受到歧视。我们曾经有年轻人说,他们的父母常常不得不做出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我会和孩子们站在一起?还是我会和社区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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