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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四岁澳洲华裔幼童何以习得四门语言？
SBS Chinese
25/11/202410:29
研究表明，在儿童五岁之前既讲英语又讲母语可以提高一系列学习成果。
悉尼的一所幼儿园正在试行一项新的沉浸式双语课程，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学习变得有趣。
赛娜（Senna）今年四岁，已经会说普通话和英语了。据她的父亲马克·李（Mark Lee）说，这还不是全部。
“（赛娜会）粤语、普通话、英语和日语。我在家里一直讲英语和粤语。我想让赛娜也做同样的事。”
赛娜的父母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他们把这个唯一的孩子送进了悉尼Chatswood的一家幼儿园，这家幼儿园班正在扩大双语教学计划。
“你学习一门语言，你就会知道更多，不仅仅是你的母语，而且如果她有兴趣了解更多其他文化，那么这将拓宽她日后的视野。”
Senna Lee (centre) with mum Yannes and dad Mark. Source: SBS / Spencer Austad
“去年我们带她回中国时，她非常自信，不再害怕该做什么。”
和赛娜一起在这家率先开展双语教育的幼儿园学习普通话和英语的除了一些华裔儿童，还包括一些非华裔儿童。
这所幼儿园叫 MindChamps，创办人是大卫·詹（David Chiem）。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 22 个中心中，Chatswood是我们第一个开展这种双语沉浸式课程的中心。我们在去年进行了试点。现在这已经是完全一体化的沉浸式教学了，每天都有两名教师身临其境地讲两种语言。”
这不是重复或模仿，正如詹先生解释的那样，孩子们用双语演绎故事，这让学习充满乐趣。
“如果我们训练太多，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有些孩子最终并不喜欢这样做。所以，对孩子来说，不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是真正体验整个文化和语言的生命力，这只是他们学习、好奇心和乐趣的一部分。因此，戏剧、歌曲等都是调动情感的有效方式。”
学术界认为，在学前教育阶段教授第二语言好处多多。蒙纳士大学双语教育副教授玛丽安·特纳（Marianne Turner）说：“把其他语言带进课堂真的很有用。将其他语言带入课堂在认知上也有好处，因为它确实有助于思考，有助于创造性思维，有助于解决问题。”
维多利亚州政府在 2027 年之前的八年时间里投资 5000 多万澳元，帮助学龄前儿童学习英语以外的语言，而上述好处只是其中的几个原因。
特纳副教授解释道：“学习多种语言确实可以帮助儿童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宽容度，因为他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差异，减少对差异的恐惧。”
Senna Lee (right) learns English and Mandarin in pre-school. Source: SBS / Sandra Fulloon
“我们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和马尔代夫开展业务。很显然，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重点。此外，我们还将进军美国。”
Mindchamps的核心课程围绕着一个名为 “冠军心态”的概念展开，正如詹先生所解释的那样：“冠军思维有三个方面。第一点，冠军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憎恶平凡，是那些取得突破的人，这不是为了出名或发财，而是为了庆祝他们的独特之处。第二个要素是他们有勇气挑战传统智慧。第三个要素是逆境。他们不害怕，他们与生俱来就有把挫折变为机遇的天性。”
虽然詹先生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但他从未忘记自己作为一名越南难民、初来澳大利亚、不会说英语时所经历的挣扎。
他的故事要从他在越南南部出生开始说起：“当时正值战争时期，1969年。我的祖父母来自中国，我祖父来到越南时几乎是个农民，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在Rach Gia做了一个小生意。然后我父亲开始做生意，我父亲来自南方，也被征召加入了南越军队。1975年西贡沦陷时，他被关进了监狱。”
詹父最终获释，随后，一家人乘坐一艘渔船逃离越南。一路上他们经历艰难险阻，在马来西亚海岸曾遇到海盗，这段惊险的旅程几乎以灾难告终。
“两艘渔船从侧面包围了我们，他们正要登船——这是两艘海盗船——-每个人都已经吓坏了。然后他们突然离开了！每个人都在想，哇。随后从远处驶来一艘巨大的集装箱船。大家这才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离开的原因。新加坡的集装箱船给我们食物和水，给我们指路，检查我们的引擎。”
“当我们到达马来西亚时，马来西亚当局不允许我们入境。他们向我们开枪，要我们离开。我记得我爸爸和船上的其他人真的把船给砸了。就这样撞向海岸，船再也无法离开。我记得船撞过来的时候，爸爸抓住我跳了下去。然后，我们被安置在岛上的一个营地里。”
接下来的几个月非常艰苦，食物匮乏，但和许多难民一样，年幼的大卫找到了生存之道。
“我们感觉生活艰苦，但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从井里抽水背回去，从蜥蜴身上找食物，还要抓蜥蜴。所以我还记得，如果你看到一个大洞，很可能下面有一只蜥蜴，你就拿一根棍子，在洞口做一个小套索，迟早蜥蜴会爬上来，你就能抓到一只蜥蜴，然后把它烤了（当食物）。”
这一切在澳大利亚官员访问该地区后发生了改变。大卫一家在难民名单上，但错过了初次面谈。于是，他们来到附近的小镇寻找他们的救星。
“我们简直是一家店挨着一家店，一家店挨着一家店（地找）。爸爸非常兴奋，因为一个中国店主说，‘我听说他们可能住在那家酒店。’ 于是，我们就去了那家酒店。难以置信！政府官员还在那里。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还能见到他。然后他允许我们去他的酒店房间。”
这位官员很同情他们，很快就办好了手续，詹家飞往悉尼。
“抵达当晚，当我们终于站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时，爸爸真的非常激动。他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死过一次了’，他说，‘这是我们的重生’。我可以说，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心态，因为整段经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情感印记。因此，当我爸爸这么说时，我想，‘哇，要感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虽然大卫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成绩优秀，但他对医学并不热衷，而是想从事表演工作。
“要张口告诉爸爸这个消息很艰难。我不想上医学院，他显然很伤心，但我说，‘爸爸，听着，让我追随自己的热情吧’。”
詹先生后来从悉尼科技大学和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广播学校毕业，并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不过，现在他的人生旅程已经圆满，他成为了新加坡一名屡获殊荣的商人：“父亲给了我学习戏剧和表演的机会，而表演是我成为今日之我的开始。我感谢他时，他非常感动，哭着说，‘不，那是你自己做到的’。我说，‘不，爸爸，这是你赋予我的’。 ”
他希望把这份礼物传给下一代。
“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复杂，就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仍有一些国家觉得，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去统治另一个国家。我认为，只有当未来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已经有了‘好吧，让我们去成就一番事业，但不要这样对待他人’的思想，我们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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