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包括澳网冠军阿什·巴蒂(Ash Barty)、前首席医疗官布伦丹·墨菲(Brendan Murphy)、墨尔本歌手维卡和琳达·布尔(Vika and Linda Bull),以及今年3月去世的前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肖恩·沃恩(Shane Warne)。
74岁的帕夫洛(Con Pavlou)清晰地记得9岁的他在 1956 年离开塞浦路斯,前往悉尼与父亲团聚的画面。
“我确实记得,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大船,当我第一次离开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时,我以为我还在城里。在那些年里,我们通常需要35-40天才能到达澳大利亚。我们停靠的第一个海港是Fremantle,我们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到达了墨尔本,他们乘火车把我们带到了悉尼。”
60多年后,由于他对多元文化社区的贡献,作为女王生日授勋活动的一部分他被授予了澳大利亚勋章(OAM)。
1970年代,他通过当地的教堂在悉尼开始了志愿工作,之后他开始大量参与社区活动。
“在1975年底,我们在圣斯皮里顿教堂聘请了一位新牧师,他正在寻找吸引年轻父母的方法。那些年,那时候我们开设了希腊课后学校,在开办课后学校的时候我们组成了八支球队,他们曾经在我们自己组织的比赛中相互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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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帮助组建的俱乐部被称为东南老鹰队,拥有十几支球队。
帕夫洛曾担任俱乐部的主席,任期长达30年之久,他也是希腊澳大利亚体育名人堂委员会的前成员。
但他最自豪的成就是帮助建立了圣斯皮里顿(St Spyridon)学院。
“我们的学院始建于1983年,有46名学生,现在我们有多达800名学生。我们从三个班开始,——一班、二班和kindy班——现在我们的学校已经拥有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部,正如我所说,我们有近800名学生,这是我们通过圣斯皮里顿(St Spyridon)教堂取得的最自豪的成就之一。”
帕夫洛现在已经减少了参加俱乐部活动的次数,但仍然和俱乐部有不少联系,他的孙子们现在正在那里踢球。
“老实说,我相信有些人天生就是为了帮助别人,老实说,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帮助别人,以任何我能帮助他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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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名单上的另一位授勋者是伊冯娜·韦尔登(Yvonne Weldon),她因为对原住民社区的服务而受到认可。
这位悉尼议员与悉尼西部考兰地区的Wiradjuri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她是在悉尼长大的。
她说能获得澳大利亚勋章很特别。
“因为我一生所做的事情而获得认可,我感到很荣耀,就像我的许多长辈们所做的一样,他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很荣幸能被认可,同时我也很荣幸能够回馈社会。 ”
当她在2021年12月当选时,韦尔登是悉尼的第一位原住民市议员。同时她也是新南威尔士大都会地方原住民土地委员会的副主席。
韦尔登说,她的祖先面临的挑战——尤其是被偷走的一代——促使她成为原住民问题的坚定倡导者。
“我想起了我的妈妈,她在一个使命中长大,她不得不放弃领取福利,所以人们才没有把她带走。我的家人有这么多的回忆,他们活着讲述了这么多被带走的故事。我妈妈回忆说,她出生在考兰医院的一个隔离区内,在1967年公投通过之后,她坐在那里等待着被计算在那些被带走的孩子中,这一事实说明,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但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她希望下一代能够从她的工作中受益。
“下一代也想知道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与偷走孩子的暴徒之间的关联也是这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我来说,我们是为了展示这是可能实现的,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到的最好。我拥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支持者的大力支持,我希望他们在未来也能继续支持这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