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届党代会将于明年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完成两个任期，在位满十年了。中国国内和海外关于习近平接班人的议论开始多起来。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希望中国能按照集体领导之下高层达成的共识，维持“十年就换人”的规矩。其实，共产党政权的领导模式有一个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摆动的“钟摆规律”，数年前中国的这个“钟摆”已经摆到个人专权模式，“十年就换人”的那条规矩事实上已经作废了。
共产党国家的接班人困局
共产党国家不时会发生接班人困局，毛泽东有过这个难题，斯大林也有。在共产党极权主义国家，接班过程往往就是多年来高层权力斗争积怨交火的触发点，这是苏联模式的一个致命弱点。华国锋是毛泽东鉴于时势不得已而选择的接班人，以便平衡各派势力，力求自己死后不要政治大翻盘，但他死前并不知道，身后会是什么局面。结果他死后果然马上发生了政治大翻盘，毛泽东败在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华国锋手里；而华国锋又败在中共一批反对文革的元老手里。
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最高权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不仅如此，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往往还遭到昔日下属的批判，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经常因此发生改变。斯大林死后，接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得到了政治局的支持，在苏联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残暴和个人崇拜的批判；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陈云等也同样发动了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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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之所以会存在无可避免的接班危机，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为领袖的个人专权服务的；而领袖独裁往往是这种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极权主义国家有两个主要控制手段，一个是秘密警察指挥下的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另一个是党的宣传机器指挥下的全民洗脑机制。对全社会的政治监控是自上而下的，即便身居党内高干的地位，也仍然被随时监控，无论是在斯大林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都如此。整个政治监控机器由最高统治者个人操纵掌握，如果他做不到这点，就会被同事干掉；谁彻底控制住政治监控网络，谁就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对全民的有效洗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因为一旦民众接受并习惯了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人们的思维就“靠拢”宣传机器的“主旋律”，这时当局的思想控制就十分容易了。
由于专制独裁者活着的时候绝不能放弃对全党、全国的政治监控（否则他的下属就有了推翻他的机会），而个人崇拜也不能从一个活着的专制独裁者身上自然地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除非象北朝鲜那样，把个人崇拜转移到儿子身上），所以专制独裁者几乎都是终身制。但专制独裁者总要死亡，他们的死亡造成了在长期的领袖独裁下形成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威的部分真空。新的接班人虽然接过政治监控机器的指挥权，但不见得能有效地指挥过去只听命于前独裁者的这架监控机器；同时，对新上台的接班人来说，立刻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往往会面对昔日同僚和退休元老的不满。更危险的是，死去的独裁者原来信任的那些僚属手中不但掌握各种权力，而且也掌握着可以令新领袖和政治局新成员感到致命的把柄，搞得不好，高层政变就会发生。这就是共产党国家接班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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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
接班人困局只是红色政权政治统治的一个特点，而另一个很少引起注意的特点是其领导模式的“钟摆规律”。所谓“钟摆规律”指共产党国家的高层权力格局有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领导模式会在两者之间摆动。这种摆动并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只要从政治、经济的全方位角度去分析，而不是只关注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就会发现这个“钟摆规律”。
在苏联和中国，“钟摆规律”都呈现四个阶段，这个“钟摆”的两端分别是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共产党的高层权力结构就在这两端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先集体领导，然后个人集权，再集体领导，最后个人集权。第一阶段，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第二阶段，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高领导人个人有无威权，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这样巩固了个人威权，以此取代了集体领导。第三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又重回集体领导，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如此。第四阶段，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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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摆”“摆动”时当然会发生权力斗争，但更大程度上“钟摆”的“摆动”与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转变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民众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即政治压力最大、经济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
从个人独裁到集体领导转变，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死后出现权力真空，为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再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用允许腐败换取官员们效忠，这种局面一段时期内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这是此类政权的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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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领导是否再向个人集权转变，其触因是，“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控的经济资源，这是集体领导模式的致命弱点。“高成本统治模式”快要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倒逼改革，或者倒逼集权。集体领导模式之下，通常会有部分高层人员抵制改革，胡赵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如此；集体领导模式也必然阻止反腐败。这两种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权的利益集团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政治改革受阻，就改变领导模式，实行总统制；习近平因为高层权力斗争爆发，为应付权力斗争而开始集权，又因为反腐败受阻，最后走上了恢复个人集权的道路。所以习近平的统治和赵紫阳时代、温家宝时代其实不可比，因为处在“钟摆规律”的不同阶段。
中国的高层权力控制方式
很多人会想象，不满个人专权的高层人物们是否能发动类似华国锋做过的秘密逮捕之类的行动，或者集体劝退现任最高领导人。回答这个假设时，需要了解中国的高层权力控制方式。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是掌控军队，而日常的权力控制则通过直接掌握中央办公厅的警卫、机要和保健部门来监控其他高层人员。
毛泽东时代的中央办公厅管三大部分业务：第一部分是秘书机要业务，包括秘书局、机要通信局、机要交通局、档案局，涉及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来信来访等事物；第二部分是高层领导人的生活服务，其中保健局负责高层人员的健康和医疗；第三部分是高层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和住地警卫。
机要交通局负责传送机要文件；机要通信局负责高层的两个电话系统，一是保密电话系统，因使用红色外壳的电话被称为红机电话，主要安装在部长以上的办公室里，有单独的四位数电话号码，与外线不联通。另一个电话系统直到80年代一直被称为“39”局，该局电话的六位数电话号码的前两位是39，主要安装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和玉泉山招待所这几处。机要通信局对所有红机系统和39局系统的电话都监听，因此高层官员无法用保密电话互相沟通而不被发现。
毛泽东曾通过亲信汪东兴这个中办主任替其掌管中央办公厅的机要、保健、警卫这三个部门，它们其实就是中国高层权力控制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邓小平掌握大权后，把原来属于中央办公厅的警卫、机要和保健部门改划中央军委，由他直接掌握。因为当时胡耀邦是总书记，所以邓小平把直接控制其他高层人员的中央办公厅的这三个部门都放到他控制的中央军委名下，如此则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这些高层人员的个人活动就完全由邓小平掌握了。
中央办公厅的警卫、机要和保健部门这三个部门由谁控制，不仅反映出最高权力在谁手里，也反映出中央办公厅处于实权还是虚权状态。这三个部门不归中央办公厅管，中央办公厅就是虚权，如胡赵时代；这三个部门回归中央办公厅，便意味着中央办公厅又成了实权。邓小平死后，江泽民以及后来的最高领导人把上述三个部门回归中央办公厅。不管中国的领导模式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权，每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就会把前任留下的警卫局长换掉。习近平上任时中央警卫局长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曹清，习近平一直等到上任两年后才找到一个机会，通过警卫局使用习近平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这件事，先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BBC，借外媒曝光此事，然后清洗掉曹清，换上了习近平信任的人。
在这种高层权力控制制度之下，除非习近平本人想退隐，否则，没有人能抢班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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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军队管控
习近平上任后，除照例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外，还直接抓住了军队的具体指挥和控制权。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是否稳固，军队管控是重中之重。
历史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的军队体制是以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掌握军队核心权力的双头体制，由这两个人具体指挥和控制整个军队系统。总参谋部负责军令业务，总政治部负责政工和人事，国防部实际上是虚设的。这种军令和和军政合一的军队体制是苏联模式，与美、英、日等国军令、军政分离的军队管理体制完全不同。
习近平上台后发现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在胡锦涛时代已自成体系，自己掌握不住，所以决心先拿军队系统开刀，重建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他先以腐败罪由，抓了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换掉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同时取消了原来已自成体系的“武装警察部队”这个相对独立的军种，把这支部队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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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又进一步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军队管理体制，把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分拆成16个部，取消了原来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备部里面的二级部，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这两个职务也取消了；在这16个部之上，习近平设立了“军委联合指挥部”，自己以“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担任了实际上的军令、军政一把抓的最高军队司令官，现在军队系统这16个部都直接对习近平报告。
中共过去的军委主席对军队的管控是虚的，军委主席不负责军队日常运转的维持，只通过任命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依靠这两个人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效忠来掌握军队；习近平则把军委主席变成实际掌控军队日常运转的职位，通过“军委联合指挥部办公室”，直接把军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局面几乎恢复到了毛泽东对军队直接掌控的状态，是历任集体领导时代从未出现过的模式。
“十年必换人”？
据法广报道，澳大利亞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麦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和美國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最近的一份报告认为，“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却牺牲了过去40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定期与和平移交权力。这样一来，他把中国推向了潜在的不稳定的继任危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商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可能是一个不恰当的判断。他们误把“十年就换人”这条高层内定的规矩看作是政治改革。“十年就换人”是中国高层内部的禅让，这个过程其实同样会产生继任危机。当年薄熙来被捕，就于此有关。如果说，中国高层内部商量换个最高领导人，就算是政治改革，那么，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也可以算是“政治改革”了？
习近平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政治高压越来越紧，当然有很多人恨他。其中一类人在中国官场，许多人贪污的手脚被捆住了，转移到国外的钱财摸不着了，拿到了外国绿卡也不能溜出去，他们心里恨习近平，毫不奇怪。另一类人是希望中国民主化的人，他们认为，在习近平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很难发生民主化，再等下去就没机会了，因为年青一代都变得越来越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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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不会主动终止个人专权呢？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他接任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不仅造成贪官遍地，而且使得上万亿美金的外汇被转移到外国藏起来了。习近平接任的那个中国有点象一个到处漏水的大木桶，习近平拼命堵漏，怕这个大木桶里的水全部漏光。掏空中国的资源，本是中国集体领导模式必然的产物。习近平为挽救其执政党的统治，必然会转向个人专权。如果简单地用政治高压的松紧程度来研判中国的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哪个好、哪个坏，是毫无道理的。很明显，两个都不好，它们都是极权主义统治的领导模式。
实际上，中国一旦进入个人专权的领导模式之后，从内外环境来看，都很难主动摆脱；也就是说，个人专权的最高领导人，不管他个人是否恋栈权力，都无法不掀起政治风浪而平稳转移权力。从其国内环境来看，通常个人专权模式是在某种困难情势之下出现的，个人专权或许可以拉长极权主义政权的寿命，但无法根本上改善其内部困难。就中国的外部环境而言，中美冷战被中国点燃之后，军事上的紧张情势会时起时伏，但冷战的基本态势不会自然消解，双方将持续扩军备战，不断形成新的热点，然后在热点地区展开一番较量；休整一段以后，新的热点又会冒出来。就目前局势看，台湾是一个热点，而南海将是下一个不可避免的热点。这种高度紧张的外部环境使中国的个人专权领导模式不可能顺利转换成集体领导模式；也就是说，钟摆摆到个人独裁以后，很可能不会再摆回去了。冷战的结果将决定中国执政党的结局。
声明：作者程晓农，博士，中国经济学家、转型问题学者、旅美学者。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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