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2019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似乎颇有道理，因为集权体制下的地方经济发展竞争很容易走成“死棋”。今后出口、投资、消费均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无偿捞取外国知识产权的路径受阻，重造经济繁荣几成空谈。
一、经济下行与经济“寒冬”
2019年是中国经济形势出现重要转变的一年，对此，官方的正式用语是经济“下行”，国内民间用语是经济“寒冬”。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去年12月2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京观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中共如何迎接2020年大考》，其中一节的小标题是，“从民间到庙堂，无法忽视的凛冽寒意”。3天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发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文件，要求将“稳就业”作为重中之重，防范中国爆发“规模性失业潮”。所谓“规模性失业潮”，其实就是指大规模失业的广泛发生。这样的表述和政策指向说明，中国的经济形势确实前所未有地非常严峻；也可以说，经济开始衰退。
经济“下行”也好，经济“寒冬”也罢，下一步将会如何，才是2020年里最引入关注的问题：“下行”会不会停止，“寒冬”会不会回春？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是踩着刹车下坡的重型卡车”。这个比喻比“下行”或“寒冬”这样的用语含义更清晰，但仍然没有回答大家真正想知道的答案，“这下坡路有多长”？换句话来问，经济这“重型卡车”的前方，到底是一段丘陵上的起伏道路，还是深谷？然而，官媒不愿实话实说，国内学者专家不便实话实说，因此，从中国的媒体上就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二、亏损、降薪与裁员：经济“寒冬”三部曲
经济“寒冬”之下，首当其冲的是民营企业。面对经济状况恶化，民营企业与国企的表现不同，因为许多国企往往具有行业垄断性，不一定直接收到冲击或者受冲击幅度相对较小，加上财务上比较容易受到银行的照应，政府部门也对他们多少有些照顾，所以其利润下滑不一定直接导致立即裁员。而民营企业多半处于高度竞争型生存环境，稍有风吹草动，或订单减少，或利润萎缩，或债务沉重，立刻就会陷入困境。当今中国经济，民营企业关乎大半壁“江山”。去年3月人代会期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记者会上，提到了民营经济的“5678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民营经济的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这5个百分比充分说明了民营经济的举足轻重地位，而这些企业的生死存亡大趋势代表着整体经济的兴衰。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看，经济衰退大环境下，企业最初的症状通常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步表现为企业亏损，减少招聘；第二步是减少加班、奖金甚至薪资，职工收入下降；第三步是企业开始裁员，使得全国失业率逐步上升。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1到10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9%。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汇总了盈利和亏损企业的数字既包括国企，也包含民营企业，在整体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各自“冷暖”不同；相当多民营企业的亏损被尚能盈利的国企所掩盖，而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利润降幅被内地能源、采矿行业的利润水平冲抵。如果看各省市的情况，可能更醒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至8月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7%，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企业利润2位数下降，如北京下降14.4%、河北下降11.2%，山东下降13%，而作为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上海则下降19.6%。
China's economic growth edged down Source: AAP
第二步症状的表现，可从《日本经济新闻》去年9月18日至28日在上海市及江苏省无锡、苏州、吴江、南京、昆山等6个城市调查的结果看出来。该调查发现，经济减速导致企业加班和节假日上班减少，超过八成企业员工到手月薪与去年持平，四成企业减少招聘。而从全国范围看，职工薪资下降已经相当明显。我分析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和今年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发现今年第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是3,532元，比上半年平均每月少25元；这种收入下降现象是个人所得税人均每月减征130元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去年10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线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财政把总共3,200亿元的个人所得税留在了职工手里。然而，虽然因减征个人所得税而人均每月增加130元收入，但薪资下降吞掉了个人所得税减少带来的收入增加效应。
目前从各方面数据来看，经济“寒冬”的第一、第二步症状已经出现；而李克强要求防范全国爆发“规模性失业潮”，指的就是第三步情况的发生。
三、中国经济大趋势？
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大趋势究竟如何？大体上，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逻辑上有两种判断。第一种是认为，经济处于周期中，有起伏很正常，但繁荣的势头不会终止；第二种认为，经济已经走过了拐点，由盛转衰，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所说的中国经济这辆“下坡的重型卡车”，可能会一直处于“下坡”状态。
第一种观点可以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作代表。该报告认为，2013年到2018年中国在全球增长中占28%，该比例是美国的2倍多；据此预计，接下来的5年间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将维持在类似水准。这种观点似乎是一种“惯性”预测，即用过去的实绩推算未来轨迹，应该算是最简单的思维。这种方法可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来表达：某运动员20岁时百米跑10秒，由此推测，他这一生都永远保持这个速度。很显然，这种简单的思维逻辑忽视了对经济成长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分析；也就是说，缺乏对过去经济增长成因的考校，因此忘记了客观条件可能发生变化，过去的记录并非未来经济成长的支撑条件。
国内不少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可能未必会轻易地相信上述第一种观点的判断。电子商务网站“美团”的创始人王兴2018年底曾在自己的饭否主页上发表了一段话：“听到一个段子：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在上引文章中对王兴一年前的那句话作了如下评论：“如今这段话从中国投资界扩散到整个网络舆论场，至今仍然动辄以开头语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经济分析文章中”。王兴的这段话，真的就只当个段子来听吗？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四、一个机遇，一个产业，造就20年经济景气
中国经济典型的繁荣期大致从2001年开始，到刚刚过去的2019年结束，先后20年；而这20年的繁荣成因可以简化为两个词，“一个机遇”，“一个产业”。所谓的“一个机遇”，是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入世后中国打开了美国市场的大门，政府一方面加快吸引外资，一方面出台出口退税等政策，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十年里每年平均增长25%以上，实现了三年翻一番的出口狂奔，从而带动了经济成长。我把这十年的经济繁荣称为“出口景气”。所谓的“一个产业”即房地产，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减少，政府为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房地产开发，于是产生了又一个十年的经济繁荣，我把这十年称为“土木工程景气”。
然而，这两个景气都难以持久，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克星。“出口景气”的克星是国际市场不可能无穷大。因为两个原因，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不能指望“出口景气”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支柱。其一，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六分之一，如果出口每三年翻一番，最后将把大部分国家的制造业挤垮；其二，国际贸易必须互利才能维持久远，若中国一国赚尽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别的国家只能负债进口，待到债台高筑时就会幡然警醒，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因此“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美中经贸谈判则让中国拼命赚美国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土木工程景气”的克星是房地产开发不能无穷多。把经济繁荣主要建立在房地产这单一行业上，最终中国的房地产业必定供大于求。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调研员王立元去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从2011年到2018年住房年均供求分别为14亿和10亿平方米，供大于求；待售住房要6年才能售完；城镇住房空置率已高达10%，房地产市场进入危险区，空置房约3,400万套、22亿平方米。由于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导致房地产泡沫诱发金融危机，政府最终只能设法阻止这个泡沫的进一步膨胀，“土木工程景气”遂告终结，它创造的繁荣也随之消失。
可以说，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今后繁荣消逝的缘由，有彼必有此，经济繁荣与经济衰退同因异果。中国经济出现超常繁荣，是因为这两个景气；而失去繁荣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两个景气无法延续，盲目扩大出口走到了头，房地产泡沫也走到了头。
五、重造繁荣？没有腿的板凳
繁荣褪去出于上述结构性原因，所以不可能靠改革来解决问题；再怎么改革，出口都无法像十几年前那样狂奔，房地产泡沫也始终是巨大的威胁。
从理论上讲，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一辆“三驾马车”，拉动这辆马车的三匹马是出口、投资、消费。但是，“出口景气”把中国的出口这匹马跑残了，“房地产景气”则把投资这匹马也跑残了。换个比喻，出口、投资、消费是支撑经济发展这个“板凳”的三条腿，少了两条，就成了只能靠消费来支撑的独腿“板凳”。政府宣称，中国的十几亿人口消费潜力巨大，足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过高的房价通过高额房贷掏空了消费者的荷包，民众的消费潜力自然会萎缩。
中国银行研究院去年9月25日发布的《中国经济金融展望报告》称，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消费不振是经济最大的拖累；2015年之后居民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从89%上升至120%。而中国《金融时报》去年4月15日报道，“2017年城乡调查口径可支配收入下中国居民部门的偿债比率已经超过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最近腾讯网则披露，全民的私人平均负债已高达18万左右，负债绝大部分都是房地产贷款。看来，指望消费起飞来重造经济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经济发展就成了没有腿的“板凳”，难以自立。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那么，产业升级会重造经济繁荣吗？产业升级靠的是技术的自主研发，中国长期以来却靠侵犯美国等国家的知识产权获取技术和出口收益，包括冒用外国品牌、剽窃外企产品的设计装潢、强制外企转让技术、盗窃外国技术机密等等。如果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闭关锁国，捞到了外国技术只用在国内，外国政府可能没什么办法；但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想用捞来的技术去美国等国家赚大钱，就难免被惩罚。美中经贸谈判最近几天将就第一阶段的协议签字，随即进入第二阶段的协商，而第二阶段协商的重心就是阻止侵犯知识产权的活动。
更何况，自从美中经贸谈判开始以来，美国虽然只施加了有限关税，但这些措施给跨国公司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中贸易进入风险期了。这些公司感受到了一系列风险因素，诸如关税/成本风险、两国对抗风险、单一供应源风险、知识产权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网路安全风险等，这些风险它们都难以承受。因此，靠中国制造来出口美国市场的各国企业不得不未雨绸缪，回避风险，抓紧调整生产链，转移订单，于是经济全球化稳定了20年的中国布局开始改变。跨国公司现在正在学会分散生产和摆脱“中国依赖”，美、欧、日、台的在华企业只要不是在中国就地销售，多半都在撤离或准备转移中，连一些中国企业为了保住对美出口，也转移到其他国家。这就阻断了中国今后通过模仿外企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道路。
中国政府经常夸赞自己的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在集权体制下，自上而下地按统一号令在经济发展上“办大事”，很容易就造成各级地方政府层层模仿、互相攀比、一味狂奔，使得各地经济发展的路径趋同化，最后在宏观上产生全国各地都按单一方向盲目发展的后果，“出口景气”、“土木工程景气”和“侵犯知识产权组织化”就是三个重大教训。从2020年开始，繁荣被衰退替代，同时也意味着过紧日子的时代到来了。
声明：作者程晓农，博士，中国经济学家、转型问题学者、旅美学者。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