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聖公會轄下的慈善組織Anglicare Australia ，上週亦曾發表一項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對弱勢社群來說，租屋負擔隨年增加，他們希望聯邦政府在 5 月 11 日宣佈的財政預算案中採取實際行動解決問題。
而雪梨大學商學院的李薇博士在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貧富不均問題持續長遠將對經濟帶來嚴重影響。
「從某種角度而言，貧富不均的情況，對於經濟長遠增長的影響是非常巨大，其中最好的例子是美國，與全球相比，美國國民平均收入是相當高，但若果以貧富不均的角度而言，美國則是一個貧富不均問題非常嚴重的國家，情況會影響當地的投資，以及投資帶動的消費。」
「而美國在疫情期間實施的刺激措施為何會相對地有效，是因為我們發現，當你將$1000美元的補助金交給低收入人士時，他們往往會很快將之消費，而若將$1000交給富有家庭，其消費與投資的比率則非常少。」
「因此，處理貧富不均的問題，以及加強對低收入家庭褔利的關注，對於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亦是非常重要。在一個經濟比較公平的社區，我們會發現其國家的生產力，創新力度及商業投資均會比較有效。」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解決一個社會問題時，並不應單以社會的角度思考、反而應以更長遠的角度著眼，因為解決公平住屋、及照顧窮人褔利等措施，對社會的長遠經濟發展亦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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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調查：低收入人士能負擔的租屋 全澳不足2%
早前亦有報導指，導致窮人住屋難負擔問題加劇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擱置在2008年推出的可負擔租金計劃(National Rental Affordability Scheme)。李薇博士解釋該計劃設計的原意，是政府希望通過自由市場方式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價租賃房屋，並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機為澳洲創造更多經濟與就業。
「有關的計劃，是在2008年，由當時的聯邦政府推出，其目的主要是通過鼓勵開發商去建造更多樓房，並以低於市場租金至少20%的價錢出租給有需要的租戶約十年的時間，而作為回報，投資方會有一部份現金方面的每年回報、以及享有退稅。」
「所以計劃的目的是為了向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廉價及長期的住屋保證，另一方面，由於計劃的背景是2008年-即全球金融危機的時期，可見政府亦是出現經濟的考慮，希望通過更多房地產建築來帶動本地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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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團體促請政府幫助低收入人士租屋
不過，該計劃將在2014年被擱置，之後，計劃下的廉租屋，亦將會在2026年—所有合約完結之前—逐年遞減，而李博士認為，導致有關計劃擱置的部份原因，包括計劃的成本高於效益，以及申請限制過於寬鬆等問題。
「（對於計劃為何會擱置，）各方面的解釋也有不少，但在我看來，政府擱置計劃可能亦考慮到當時有評估發現，政府正投入相對大的資金，但其效果並非十分理想，並沒有實現計劃當初的政策目標。」
「有不同的研究亦發現，首先是計劃在現金方面的補貼是比較高昂，當時參與計劃的樓宇每年每個單位可以獲得$8000的現金回報，但參考2016的一份數據就顯示，當時按計劃在郊區建成的房屋，若租客每年可以有20%的租金折扣，其實相等於$4000左右，情況令發展商獲得近乎$4000的純利，而尚未計算稅收減免。」
「所以相對地，政府投入非常高的成本，但對於提供廉價租金的效果，並沒有太大的直接影響。」
「另外，亦有批評指，最需要獲得廉價租金的人士，在計劃下仍難以獲得真正幫助。其中一個原因，是申請計劃的資格要求相對寬鬆。」
「例如，計劃要求申請人士的收入，不能超過$50,000，但這個數字在當時（計劃推出時）已遠高遠全國收入中位數。如果一對伴侶的家庭工作收入超過7萬，他們亦有資格申請租住有關房屋。」
「在2016年進行的研究，當時申請這類房屋的家庭中，只有三份一人的家庭收入是低於＄30,000。另外三份一家庭的收入是超過$50,000。因此，該計劃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能夠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令人存在很大疑問。」
而李博士預計，疫情下有部份人可能會因為房地產市場重回熾熱而水漲船高，但亦有不少人會因為租金難負擔，而更困苦，導致貧富懸殊問題可能會再加劇，她期望可以見到政府在可負擔房屋的問題上，能夠有更全面的考慮與調整，包括重新引入由市場提供的廉租屋安排，甚至參考國外的例子，鼓勵發展商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廉長租公寓。
「例如美國及德國政府會為當地人提供長租公寓式的住宅，若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必須對房屋政策作更全面的調整，從而令市場可將這些物業提供給有需要人士，澳洲政府可以在這方面多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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