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樞機主教佩爾（George Pell）在2018年11月被裁定兒童性虐待罪名成立；他向維州高等法院上訴，亦在2019年8月被駁回，遂決定上訴至澳洲最高法院。向最高法院申請上訴的程序可謂相當複雜；簡單而言，法庭將需要決定案件是否存在法律爭議，才會批准上訴。究竟法庭在這個過程一般需要考慮什麼？
事實上，最高法院有權審理澳洲任何司法管轄區處理過的案件上訴，但亦並非有責任處理任何上訴案件。沒有人能強迫法庭接納上訴申請；即使最高法院有特殊責任處理涉及《憲法》問題的案件，若法官有意的話，亦可將案件轉介至其他下級法院處理。然而，最高法院則必須審理由聯邦國會轉介、涉及聯邦選舉所引發爭議的案件，如在2017年出現的國會議員雙重國藉風波。至於佩爾樞機主教案件所屬的刑事罪行方面，上訴一方需要說服最高法院批出上訴許可。墨爾本大學刑事法律專家甘斯（Jeremy Gans）向表示，最高法院每年處理50宗包括《憲法》事務的案件，批准上訴申請的比率卻只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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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上訴程序方面，最高法院將審視上訴申請人及答辯人呈交的書面陳詞，考慮是否受理上訴申請。一般而言，法庭僅基於書面陳述而決定是否受理上訴申請，屬相當罕見；甘斯亦指出，就佩爾樞機主教的案件而言，法庭「很大機會」會要求開庭審理上訴申請。若法庭最終拒絕上訴，佩爾將走到司法程序的盡頭，再無其他推翻早前判決的渠道。
在決定是否受理上訴申請時，最高法院將考慮多個因素；但甘斯表示，簡單而言，法庭需要決定案件是否「法律上有趣」（legally interesting）。一般而言，法庭將考慮數個問題。案件是否牽涉一個非常重要或在下級法院存在分歧的法律觀點？最高法院就案件發表意見或指引，對法治體系是否有利？最高法院法官是否認為，下級法院作出錯誤的判決？但甘斯強調，即使法庭同意案件中有法律觀點需要釐清，亦不表示最高法院將重新審視案件中的證據及案發過程，卻只會提出早前判決在引用法律時是否有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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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爾樞機的案件中，他所提出的上訴是針對維州上訴法庭作出的裁決，而非在此之前裁定他罪名成立的判決。上訴申請陳詞指出，在維州上訴庭審理案件時，案件中目前唯一倖存的受害者被稱之為「真相證人」（witness of truth）。最高法院因此需要決定，撇除這名受害者是否「可信」，三名上訴法官是否有充份地考慮佩爾一方所提出的證據，而決定案件是否有很大機會或絕大機會，並非一如證人所描述的情況一樣發生。代表佩爾的資深大律師沃克（Bret Walker）表示，兩名上訴庭法官實際上錯誤地將舉證的責任施予佩爾，迫使被告一方提出證據證明清白，有別於法制的基礎。
墨爾本大學刑事法律專家甘斯表示，預料最高法院將在2019年年底前決定是否受理上訴申請。若申請獲得許可，最高法院將可能在2020年年中開始審理「終極上訴」，並在年末頒下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