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不會忘記飛機帶走我祖父母的那一天。
我望著那飛機，直到它飛上天空變成一點，就這樣，他們消失了。我記得我含著淚問媽媽：「爺爺嫲嫲為什麼不能留下來？」
當時我九歲，童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和他們一起度過。
年，南斯拉夫解體後爆發戰爭，我父母從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移民澳洲。就像許多移民一樣，他們只帶著幾個行李箱來到這裡，沒有親戚朋友，還帶著兩個不足五歲的孩子。
作為技術移民，他們很快找到了工作。但為了維持生計，他倆都要全職工作，唯有托人照顧子女。
莎拉 (Sara Tomevska) 的父母在1995 年離開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其祖父母來澳洲幫忙照顧孫兒。 Source: Supplied / Sara Tomevska
他們在我的童年出現，使我的童年變得更多姿多彩。他們慷慨地付出了時間和智慧，又和我分享他們的童年回憶，使我有了新的視野，亦對我父母所作的犧牲心存感激。
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讓我能與所屬的語言和文化保持著聯繫，否則可能這些重要的一切，可能會蕩然無存。
2003 年，我祖父心臟病發，需要進行搭橋手術。由於他申請了永居六年仍未有結果，故無法享受國民醫療保健 (Medicare)。手術耗盡了他們積蓄，別無選擇之下，他們只好返回馬其頓。
兩周後，移民局來電指他們的簽證成功獲批。
你可能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時機」、「倒霉」甚至「不公平」，但可能用「快」來形容我家人在 1990 年代末的申請最為合適。至少，與今天相比，處理絕對是「快」的。
因為根據對澳洲移民制度的最新審查，在2023 年，父母簽證的平均等候時間為 40 年。
托梅夫斯卡 (Sara Tomevska) 和她的外祖父母以及妹妹。 Source: Supplied / Sara Tomevska
「殘忍和不必要 」的制度
由的前總理及內閣部次長帕金森(Martin Parkinson)領導的移民制度審查，發表了長達 186 頁的報告，發現澳洲移民制度普遍「不符合目的」，並建議對父母簽證採取「一種更公平的新方法」。
2010 年至 2022 年間，積壓的父母簽證申請從約 35,000 份增加到 12 萬份。然而，可用的父母簽證名額仍然嚴格限制於每年 8,500 個。
該報告又顯示，父母簽證申請的處理時間為「30 至 50 年」。如申請人願意付 48,000 元申請付費父母簽證，輪候時間則為 15 年。
在澳洲當地簽發的父母簽證中，約有八成屬於付費簽證。
報告指出：「考慮到許多父母的年紀，30-50 年的等待期令到許多申請人幾乎無可能成功移民。」
一項針對澳洲移民制度的審查報告提出對有關制度推行全面改革。 Source: Supplied / Sara Tomevska
該審查報告提出了一些措施，以政府解決積壓「數十年」的個案。
首先，報告建議考慮實施抽籤，作為「管理需求和避免進一步積壓的有效選擇」。
另一選擇是完全取消父母的永久居留簽證，以更多的短期簽證取以代之。
「雖然可能會引起爭議，但這方法可能會提供比目前更便宜、更公平、更快捷和更確定的家庭團聚方式。」
「資助父母臨時簽證」 (SPTV) 也是家庭團聚的另一種選擇，三年費用為 5,240 元，五年費用為 10,480 元。
而有關簽證處理需時亦大約為五個月，但申請人需要在逗留期間購買保額最多為 100 萬元的私人醫療保險。
然而，審查指出「SPTV 的使用率低於預期，並無減少對永久簽證的需求。
「問題在於我們可以負擔多少」
隨著澳洲面對人口老化帶來日益加劇的財政和勞動壓力，批准更多年近退休的人移民，對經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財政部估計，每位父母簽證永久移民在澳洲餘生要耗用 393,000 元。
澳洲移民部前副部長里茲維博士 (Dr Abul Rizvi) 表示，「父母簽證一直是個棘手的政策」。
他說：「問題完全在於我們可以負擔多少。」
「一方面，你想讓你批准的移民做正確的事，讓他們接父母來澳洲。」
「另一方面，移民計劃的首要目標是減慢人口老化的速度。」
莎拉 (Sara Tomevska) 的父母在1995年帶同兩名孩子移民澳洲，不久後，其祖父母亦來到幫忙照顧孫兒。 Source: Supplied / Sara Tomevska
對於移民審查報告提出的實施簽證抽籤或完全取消永久居留權的建議，里茲維表示兩者都「值得考慮」。
他說：「不過，要祖母在這裡待了三五年後，再將她趕走並不容易。」
「至於抽籤，對於那些已經在候補冊上的人來說，是關乎公平的問題。他們是如何處理的？雖然值得考慮，但實際上如何實施卻是另一個問題。」
心理健康、社會和經濟效益
維州的印度協會聯會呼籲政府視父母簽證為一個「機會」，認為祖父母為年青移民提供支援，可減輕托兒服務系統的負擔，並可讓年輕父母專心發展事業。
審查發現，「家庭團聚可以支持其他簽證計劃的目標，尤其是技術簽證類別的經濟目標」，讓技術移民能夠充分發揮勞動力。
「相反，目前父母簽證申請的積壓問題，可能會損害澳洲作為一個有吸引力、歡迎移民目的地的聲譽。」
根據財政部的數據，平均來說，每名技術移民一生可為國家帶來約 20 萬元的財政收益。
得到家庭支援所帶來的社會、情感和文化益處，更加難以衡量。
Mental Health Australia 多元文化心理健康項目負責人逹斯 (Ruth Das) 指出，社交孤立和缺乏社區聯繫是導致心理健康欠佳的明顯「風險因素」。
她說：「我們見到很多移民將父母帶到澳洲，主要是出於育兒的需要。」
「限制這些簽證即限制托兒的選擇，這會進一步影響移民能否加入勞動力市場，亦會使他們孤立的情況加劇，甚或導致精神健康困擾。」
距離聯邦預算案公佈只有兩周的時間，財政部長查默斯 (Jim Chalmers) 一再表示，工黨「無法資助每一個好主意」 — 而像父母簽證這樣經濟上令人擔憂的想法可能並非優先事項。
儘管如此，隨著政府計劃於未來兩年內將移民人數增加 715,000 個以填補關鍵的技能缺口，包括高齡護理方面，將無可避免地引起對這個令人擔憂的問題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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