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兩位當年是中學生，是七十後。名字為化名。
張先生
六四發生那年我在香港唸初中，與家人一同關注，只是屠殺當天沒有看直播。六四一事令我覺得新聞記者也是一份令人敬佩的職業，長大後就入了行。
過了三十年，我見到，一群年輕人為國家犧牲的歷史，在短時間內被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的崛興消滅。再想想天安門母親，與其參與政治，不如盡力令身邊的父母親友安好。
現在我已移民澳洲。六四事件，我想，有機會就告知下一代，讓她知道父母為何離開香港不再回去；但不會紀念，因為了解和認識中國歷史再附加感情是一個沉重的包袱。
劉小姐
那年，我唸中三。我中學沒有學生會，關心國事的學姊們，在五月尾自發辦國情聚會。在那場被取消的大遊行舉行前幾天，我和一班並不相熟的同學留在校園，鋸斷地拖棍，製作舉橫額的桿。教中文和中史的班主任，帶收音機到班房，跟我們一起聽最新消息。
六四那天，平時吵鬧的中三女生，全然沉默。
之後，我這樣想。愛國和愛黨是兩碼子的事：國是根源，而黨是下令用槍用坦克車殺死人民的組織而已。共產黨絕不可信。毋忘六四是唯一的道德選擇。也許在我有生之年，六四都不得平反，當權者可以任意竄改歷史，然而我可以選擇牢記事實。隨著年事已高的親屬逐一離世，我們更要代表已逝難屬去記念。我會告訴下一代：明辨是非，乃生而為「人」之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