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会在2022年2月4日至20日举行，冬残奥会的帷幕则在2022年3月4日拉开。这也使得北京成为唯一一个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一方面，中国一直以“零容忍”的态度应对COVID-19大流行，冬奥会的举行引发了各界关于北京是否会逐步放宽COVID-19限制的猜测。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多国自去年末开始发起的外交抵制，会给冬奥会及之后的中国发展带来哪些政策、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
（China Studies Centre）举办了线上研讨会，与海内外学者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做出了解读。
冬奥会是否会改变中国的病毒零容忍政策？
根据《》，本届冬奥会进行全程闭环管理。这意味着运动员、代表团、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相关人员在抵达前必须进行核酸检测，他们的活动被限制在闭环内，闭环涵盖抵达及离开、交通、住宿、餐饮、比赛、开闭幕式等所有与冬奥相关场所，与当地居民的生活完全隔离。
除此之外，北京冬奥会不会对境外观众开放售票，在中国境内的售票也进行严格筛选和限制。
史密夫斐尔中国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中心（Herbert Smith Freehills 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Law Centre）联合主任、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教授黛博拉·希利（Deborah Healey）表示，因为中国能够及时、有效地动员大量人员，所以中国无疑将能够很好地应对奥运期间可能的COVID疫情。
“这是中国正在运行的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希利教授说，“关注的焦点是，卫生风险的最小化和人员接触的最小化。”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s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ource: Xinhua/AAP
在实际操作中，被认定为密切接触者的运动员在每天两次的测试后，可以继续参加比赛。如果运动员检测呈阳性，一旦获得两次阴性结果，就可以结束隔离。若症状严重，则会被送往特殊医院。
希利教授补充，如果运动员或团队违反疫情规定，则可能被警告或撤销认证，被处以经济惩罚，甚至可能被暂时或永久性地从奥运比赛中排除。
那么，冬奥会是否会成为中国疫情政策的转折呢？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研究员蒂姆·哈考特（Tim Harcourt）教授认为，中国将不会想在奥运期间改变这件事，但在奥运会后怎么做是另外一件事。
哈考特教授表示，在某些方面，冬奥会为中国“赢得了一些辩护”，“如果他们确实想稍微改变一下策略，他们总是可以归责于那些外国运动员破坏了他们零容忍的氛围。”
希利教授则认为，这取决于病例数字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确诊人数上升，可能会加速中国零容忍政策的结束。”
Staff wearing protective gear stand next to Olympics sign at Beij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China. Source: EPA
然而，她补充，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其长期病毒零容忍政策的结果，若快速放弃这一政策，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大量感染，这或将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而中国国内的食品等必需品供应链也面临挑战。
“但最终，他们必须这么做，可能是逐步放宽，很难说是什么时候。这是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希利教授说。
对北京冬奥的抵制成功了吗？
尽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宣布，出于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担忧，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然而，中国方面多次对抵制表达无视态度。去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汪文斌在回应澳大利亚的抵制时说： “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在意。”
其实，北京冬奥会并非是历史上第一次奥运与政治发生交集。早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颁奖典礼上，非裔美国运动员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举起拳头，对黑人权利致敬。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则是澳大利亚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抵制行动。当时，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宣布抵制奥运会，以回应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Malcolm Fraser）想效仿，但澳大利亚奥委会仍然决定参赛。最终，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打着奥林匹克旗帜而非澳国旗参加开闭幕式。
Tommie Smith (centre) and John Carlos raise their gloved fists on the podium after the 200-metre run event at the 1968 Olympics. Source: AAP
希利教授介绍，《奥林匹克宪章》严格限制了运动员在奥运期间的政治表达。
2021年7月，国际奥委会对第50条第二款作出部分修正，扩大运动员的表达空间，在“符合奥林匹克精神，不直接或间接针对个人、国家、组织及其尊严”等前提下，给予运动员发表观点的机会。
尽管如此，希利教授认为，只要他们不涉及对中国敏感的话题，中国不会担心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抗议。其他的抗议行为则会递交给国际奥委会处理。
Activists of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protest in New Delhi, India against the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calling it "The Genocide Olympics" on 4 February 2022 Source: Sondeep Shankar/Pacific Press/Sipa USA
“中国最近警告运动员，在奥运会上不要违反中国法律，这凸显了世界各地对中国限制政治表达的担忧。”
“这是因为中国有着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的政治表达法律。因此，如果一名外国运动员批评中国的对内政策，比如对某个特定民族表示支持，将发生什么还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衡量抵制是否成功是一件困难的事。
因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在体育赛事方面遭到多国联合的长期抵制。南非缺席了七届奥运会，持续28年，并伴随有贸易和经济制裁。这往往被认为是影响力最深远的抵制运动之一。
哈考特教授认为，南非的情况对于中国并没有参考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非在世界上没有很多朋友。它不像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主要的经济超级大国。”
哈考特教授补充说，与2008年奥运会相比，这次冬奥的焦点是中国国内经济。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太担心抵制。因为这主要是为了中国国民传递一些信息。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抵制都是温和的。
希利教授表示，抵制的目的更多的是让人们意识到某种问题，然后再去讨论是否有影响其结果的可能。
“如果人们去了南非，他们就会被无视。我认为，人们普遍认为，现在是改变现状的时候了。”
对于北京冬奥，希利教授认为，“人们已经表达了他们的感受，但这最终是否会改变立场，这是有争议的。”
两次奥运，两个故事
“兵乓外交”能否复制？冬奥会是否能帮助中国恢复与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
哈考特教授认为，2008年和2022年的两次奥运会，对中国的意味完全不同。
简言之，2008年，在商业和投资方面，澳中双边关系正处于历史顶峰。“我们看到，我们基本把体育外交视为全面扩大和深化关系的而一部分。”
早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澳大利亚商业俱乐部（Business Club Australia）成立——这是一个由政府资助、旨在在奥运期间推进贸易和投资协议的项目。
有一个著名的场合，当凯西·弗里曼（Kathy Freeman）完成她著名的比赛的那个晚上，一位悉尼的建筑师坐在奥组委旁边，进行了友好交流。进一步结果是，当他们前往北京，为奥运游泳场馆投标时，他们赢了，并创造了水立方。
“奥运会是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独立于正式贸易关系，与正式投资和政府外交分开，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他说，“通过这个俱乐部，我们看到澳中之间的增加了约17亿的贸易额。”
然而，学者们普遍认为，本次冬奥会的情况十分不同。一方面，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跌入冰点，另一方面，冬奥会自身较小的体量本身就限制了讨论空间。
“2008年的北京，这是一个技术和创新的展示，是关于中国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展示。”
冬奥的“闭环”意味着国际游客的缺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北京冬奥会的经济收益。但是，哈考特教授强调，冬奥会的焦点更多的被放在中国国内层面，大多数时间，人们在关注如何满足中国国内游客的需求。
A view of the Beijing 2022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mascots panda Bing Dwen Dwen and lantern Shuey Rhon Rhon. Source: Valery Sharifulin/TASS/Sipa USA
“正如我们所知，中国正在从一个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因此，它更关注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也许冬奥是中国新经济发展方向的象征。”
另一方面，冬奥会也在重塑中国民间体育运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裴洋在会上表示，冬奥开幕前夕，中国对《体育法》进行了修订，明确中国的健身战略，同时对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作出综合性阐述，“是一步涵盖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教育的综合性立法。”
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借冬奥会推广冬季运动。根据中国政府的，至2025年，中国的目标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10000亿元。截至今年，中国将建成800个滑雪场。
东京奥运会的经验：权威比民主更有效
在延期一年后，日本东京夏季奥运会于去年7月拉开帷幕。
有观点认为，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已经证明了疫情期间举办大型体育活动的可能性。
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日本《朝日新闻》的意向民意调查显示，超80%的民众反对举办奥运会。
日本体育法学会（Japan Sports Law Association）理事、日本同志社大学川井圭司（Keiji Kawai）教授在会议上表示，尽管如此，东京奥组委几乎从未就是否取消奥运会进行讨论。
由于大流行，大多数日本人呼吁取消奥运，但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
川井教授表示，这不仅由于奥组委成员不一定代表民众的利益，还因为根据奥运主办城市合同，是否取消奥运的只有国际奥委会有权作出，而无论东京奥组委、东京都知事亦或日本首相均缺乏话语权。
A wo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walks past the logos of the Beijing 2022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Source: AAP
东京奥组委包括45名成员，所有成员均为任命而非选举产生。川井教授说：“我们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或者通过什么途径成为委员会成员。”
“与澳大利亚不同，这远非一个民主过程。这是一个封闭、不明确的过程。”
平井教授认为，在大流行中，反而正是非民主、非透明的方面保证了奥运会的进行。
“我们从东京奥运会学到的经验是，良好治理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尤其是在COVID这种紧急情况下，讽刺的是，如果组委会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去年奥运会可能根本无法举行。”
公开资料显示，在申办阶段，东京奥运会的预估成本是60亿澳元。2019年，东京奥组委宣布总成本上升至120亿美元。最终的开支数字将于今年6月对公众公布。
“东京奥运会缺乏民主和透明，造成了包括成本放大在内的诸多问题，还包括公众对奥运会本身越来越不信任”，川井教授说。
“奥林匹克与权威更相衬。权威的方法比民主的方法更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民主决策程序被允许进入日本或未来日本体育领域，那我认为，日本再次举办奥运将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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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人权、新冠和政策挑战：对北京冬奥的抵制成功了吗？清零政策会改变吗？
SBS Chinese
14/02/2022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