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疫情大爆发，重症病例寥寥
上海的疫情是2月28日开始发现的，一位56岁的女性因发烧到医院就诊，核酸检测为阳性，是为此轮上海疫情首例确诊。然后在上海发现了更多病例，被认为是Omicron变异病毒引发，一些居住小区曾被封闭；但前期封闭部分感染者所住小区的“禁足”方法似乎没能阻止疫情在上海扩散。
到3月27日上海市共确诊16013例感染者，以后新增感染者人数每日数以万计，以致于市政府停止公布阳性感染者的累计人数。就在3月27日，中央政府下令上海市封城。先是中断从南到北纵贯上海的黄浦江上的轮渡和江底下的捷运和汽车隧道交通，对浦东全面封锁，实行全部人口的核酸检测；然后封锁浦西各区，同样做核酸检测。
封城之后上海对全市2600万人的全员核酸检测发现了更多的感染人数，到4月8日0时上海已查出13万感染者（检测阳性）。这一天因感染而生病的确诊人数最高值是420人，占13万感染者的千分之三；以后有症状的确诊人数开始下降，说明部分确诊病例已痊愈。那上述有轻重症状的确诊人数当中，重症占多少呢？4月10日官媒有一篇报道说，上海的这一波疫情当中，当时真正的重症只有1例，剩下的都是轻症。
事实上，上海的这波疫情对感染者的直接生命威胁并不大，真正因为疫情重症、医治无效而死亡的人可能一个都没有。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情况，到4月19日为止因疫情去世共17人，基本上都是因并发其他原有疾病而去世。另一方面，到4月21日上海人在微信上自发地用“接龙”方式公布的这一波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是194人。据死者亲友们介绍，这些死者大多死于防疫措施造成的当事人事先未能预料到的后果，包括因各种原因自杀的，比如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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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所未有的上海封城
上海的上述几百确诊病例仅指检测阳性而具有轻重症状的人；很明显，检测阳性的十几万人中99%以上都没有症状。但当局的做法是，凡是阳性感染者，都被强制送到临时设立的临床中心和指定医院隔离观察，哪怕感染者无症状，也要强行拉走。这种做法被称为“闭环防控”，即把所有可疑的阳性感染者全都一网打尽，统统隔离，借此达到防止疫情扩散的目的。
上海市政府从4月11日开始对全市居民区实行了严格的分类管控。这种管控分成三类，即“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封控区”是指居民小区过去7天内发现阳性感染者，实施7天封闭+7天居家健康监测；7天封闭期间住户完全封闭，居民必须足不出户。“管控区”是指过去7天内没发现阳性感染者的居民小区，实施小区封闭，居民各自居家监测7天，人可以出户，但不得聚集，不能出小区。“防范区”是指过去14天内没发现阳性感染者的居民小区，强化社会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居民必须减少外出活动。
全上海一共17649个居民小区，其中最严厉的“封控区”是7624个，占43%；“管控区”是2460个，占14%；“防范区”多数在郊区乡村，是7,565个，占43%。“封控区”基本上在人口密集的市区和近郊区；“防范区”主要在住房相对比稀疏的乡村。上海市当局还规定，在“封控区”不许出户和“管控区”不许出小区的状况下，“防范区”内的居民不许进入“封控区”和“管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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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疫情再起，封控局面日益严重
虽然到4月14日全中国核酸检测发现的新增阳性人数之95%在上海，其他城市只占5%，中国政府还是下令扩大防疫范围。4月8日全国有23个城市开始强化管控；到4月15日，扩大到45个城市实行全面封控或部分封控。这45个城市当中，省会以上的大城市有广州、太原、长春、西安等，其他象苏州、昆山等地级市就多了。4月8日管控的23个城市总计涵盖近2亿人口；4月15日管控的45个城市总计涵盖3.73亿人。
随后几天，防疫封控局势变得更加严峻。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18日的报道引用位于香港的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估计说，在中国的100个大中城市里，有87个城市因当前疫情而对人员出行和活动实施了限制。这些城市加起来占中国总人口和经济产出的一半以上。今年早些时候刚结束1个月封锁的西安上周五再次收紧了限制措施。
目前在互联网上不容易查到所有封禁城市的名单和动态变化，中国政府不提供这方面的资讯，也不公布全国的检测阳性总人数和分布情形。笔者认为，很可能全国各地检测阳性的情况与上海十分相似，即确诊病例仅阳性人数的千分之几，绝大多数检测阳性的人没有症状。现在要仔细查对哪座城市的具体防控措施，也难以获得确切信息。
但是，这样的大范围防疫封控无疑造成了居民生活上的困扰和对正常经济活动的冲击。上海这次实行的“严防死守”管控模式直接导致学生不能上学，员工不能上班，因此上海的大部分市区基本上处于禁止经济社会活动的状态。如果看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的视频，上海市内的街道和道路上没人、没车，像是一个“死城”；其实，居民都在各自的居住地点，只是被“禁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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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来源仍成谜
究竟这一波疫情从何而来？谁也找不出真正的答案。中国处理疫情的常规做法是，对真正的疫情来源严格保密；同时设法宣传一些不知真假的疫情来源，比方说疫情来自境外或来自商品运送等。2019年底造成全球疫情大爆发的武汉疫情，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真正的来源，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保密，而且阻止国际组织调查真相。这次上海疫情的真正原因也同样没有答案。
在中国，只要发生疫情，为何发生疫情这类问题就成了多余的疑问，因为当局永远不让国人知道真正的答案。民众对封控有再多的不满，也只能默默地忍受，少数了解真相或知道一些内情的人“多嘴”讲了几句，便可能受到惩处。
不只是国人不能质疑当局的防疫方针，连外企发言也毫无效果。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4月11日曾致函中国政府，希望调整防疫政策，不要制造出这么严重的经济后果。中国商务部不回应，由外交部发言人出面强调防疫政策不能变。
上海的疫情如果从检测阳性的人数看，似乎很可怕；但重症病例极少这种情况说明，这一波疫情对人体的侵害程度比较轻。然而，防疫在中国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高于一切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高层“清零”方针的“政治正确”问题，关系到中南海的号令能不能“令出必行”。在中国政府心目中，这是高于一切的事；所有其他的逻辑，象怎样防疫才能代价最小、怎样防止经济不受冲击等，都要为“政治正确”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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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禁足”管控模式代价极大
上海的封城造成全市经济活动完全停顿，经济损失非常大。封锁上海市之后，外地进城者许进不许出，本地居民不许离开居住小区，上海与周边地区的货运基本被切断了。外地司机不敢进入上海，因为进去就出不来了，上海的司机则不能离开上海。上海是重要港口，现在因码头工人不能上班，码头就无法接受货轮，结果许多集装箱货轮不能进港，只好聚集在长江口外的海上无限期等待。大上海地区企业的物料运输就此中断，上海西面的昆山、太仓、苏州等工业区有大量台商企业，都受到干扰，无法正常运转，《华尔街日报》4月13日就此做过报道。中国德国商会最近的一项快速调查显示，51%德国公司的物流仓储以及46%德国公司的供应链完全被目前的疫情扰乱或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面向国内读者观众的媒体不敢“披逆麟”，但中国的外宣媒体《多维新闻》却提出了一些看法。一篇文章说，当前上海出现了三种崩溃：医疗体系崩溃、因物资运送导致的大众心态崩溃与整个媒体系统的崩溃。文中所谓媒体的崩溃，是指官办媒体为“清零”政策唱赞歌，而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批评讽刺则每天都在疯传。
该官媒上有文章提议，如何在坚持“动态清零”的同时，将防控成本与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避免各种层层加码的“一刀切”动作冲击经济民生，降低因疫情防控产生的次生灾害，并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生产生活出现困难的民众与中小微企业提供财政帮助，帮他们渡过眼前难关并对未来建立一个积极预期。
也有文章说，千万不要被意识形态与政治正确所困，不管是哪个国家采用过的经济民生救助措施，只要经检验行之有效，就要大胆借鉴。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在疫情可控范围内尽快找到一条更好的防疫道路，尽快恢复社会生产生活。西方的“躺平”式防疫之路不适合中国，像目前这种各地轮流封城的方法从长期来看也肯定不行。
今年中国的经济毫无疑问将受到“清零”政策的重大冲击，外企也只能配合中共当局停产待命。但中国政府如何转弯，怎样把自己从政治困境中解脱出来，“解铃还需系铃人”。
作者：程晓农，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旅美学者。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