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科佩林（Brad Copelin）曾在澳大利亚陆军服役24年。他17岁时入伍成为步兵，直到2011年12月被迫医疗退役。
退役准尉Copelin先生曾参与所罗门群岛和阿富汗军事部署，目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过度警惕”是最糟糕的部分。他说：“当我和我的女儿一起去咖啡馆时，我会选择背靠墙坐着，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整个区域的全貌，如何出去，以及所有这类的东西。你一直在寻找威胁。即使是开车，你也一直在寻找威胁，路边可能有炸弹或类似的东西。有时我仍然对路边堆积的垃圾和杂物感到不安，因为在阿富汗，它们可能会爆炸。”
“很难将这根弦放松。几年前，我和妻子正开车驶向Eastern Distributor，有一个可乐罐横着滚过马路，我当时连声大喊‘停停停’。 因为我以为有人在里面放了炸弹。我没有多想，就是直接反应出来了，这是最难处理的事情之一。”
对家庭的支持
科佩林先生的女儿纳迪亚Nardia和丽芙Liv是Poppy Appeal的青少年大使，他们对PTSD和退伍军人健康的了解可能比任何年龄的人都要多。
科佩林先生把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描述为其坚强的后盾。他说：“说实话，如果我没有女儿，也没有妻子，我想我坚持不到现在。”
Army veteran Brad Copelin laughs with his daughters Liv (left), and Nardia (right) (SBS) Source: SBS
在某些情况下，科佩林先生仍会有过激反应。这样的情况包括大批人群以及响亮的意外声音。
纳迪亚和丽芙已经学会认识父亲何时会有应激反应，但科佩林先生希望看到更多对家庭的支持。
科佩林先生说：
即使你可以从一些政府机构获得支持，他们也以退伍军人为重点，而不是以家庭为重点。我们确实需要向阵亡将士致敬，但我们也需要支持现役和退役军人的生活。
Brad Copelin in 2009 (Supplied) Source: Supplied
更新的目标
科佩林先生退役后拒绝承认自己存在问题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他说：“我有一段时间是拒绝承认的，我不想承认自己在挣扎，不想承认自己被打垮了。但是最终还是到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问题的阶段。”
自从强制医疗退役后，科佩林先生找到了应对PTSD的方法。他参加了2014年在伦敦举行的首届“Invictus Games勇士不败运动会”，并在奥兰多举行的第二届运动会担任了助理经理。
他还是位于悉尼内西区康科德医院Concord Hospital的National Centre for Veterans' Healthcare国家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志愿顾问。该医疗中心通过综合医疗模型为退伍军人提供帮助，以让他们达到最佳的身心健康，该模型可为患者及其家人和护理人员在治疗计划和目标设定的各个方面提供帮助。
科佩林先生说，尽管经历了挣扎，但如果再有机会，他仍然会参军。他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会再做一遍，在此过程中我可能只会改变一些小事情，但是，我仍然会再次参军。这令人心跳。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没有完成服役，因为我离开系统太早了。然后在其他日子，当我看着我的女儿时，我会说，不，我做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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