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全民基本收入指的是一项政策，每个成年人都可以从政府处获得慷慨的资助；
- 一些专家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不太可能在澳大利亚推行，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 澳大利亚人面临着生活成本的压力，正在寻求解决方法。
全民基本收入的模型显示，在澳大利亚向所有人提供资助花费甚巨。
专家表示，此概念自19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并围绕政策提供了一些有用思路，或能帮助人们缓解在通胀和生活成本增加压力下的经济困扰。
全民基本收入本质上是国家向每个家庭提供的无附加条件的资助，就像人们作为社会“股东”所获得的“股息”一样。
这将允许一些人无需工作，但其他人仍需要工作并缴纳高额税款。
支持者认为，这样的资助将为全社会构建安全网，保护工作者免受日益自动化的失业风险，实现更大的平等。
2019-2020年澳大利亚社会态度调查显示，这一想法得到了广泛支持，51%的澳大利亚人表示赞同。然而这也涉及到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找到所能支付的资金。
如果在澳推行 全民基本收入将如何运作？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研究和方法中心副教授本·菲利普斯（Ben Phillips）告诉SBS新闻，他计算过的基本收入模型显示，“花费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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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模型下，澳大利亚每个成年人每年将获得2.76万澳元，大致相当于当前的政府福利养老金数额，而且并不意味着一些需要继续支付的款项的终止，包括托儿和家庭补贴。
他说：“如果该政策全面实施，福利支出可能将从目前的每年约1400亿澳元增加到超过5500亿澳元。”
菲利普斯副教授表示，这种支出方式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政策，他建议改革当前的福利制度。
他解释道： “这将让个人所得税几乎翻倍。”
“如果你目前的税率是每澳元交0.3澳元，那么到时它将变成0.6澳元。你可能还必须将商品与服务税从10%提高到25%，所有东西都是如此。”
2018年，时任澳大利亚绿党领袖理查德·迪·纳塔莱（Richard Di Natale）宣布了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建议制定一项每年“2万到4万澳元”的计划，以确保资金充分。
绿党国库事务发言人尼克·麦金姆（Nick McKim）拒绝就本文置评。
澳大利亚基本收入实验室的联合主任本·斯派斯-布切尔（Ben Spies-Butcher）表示，他计算过的另一个模型是一个可持续生活保障计划，重点是改变关于寻工津贴的要求。
这将耗资约1034.5亿澳元，并要求将所得税提高12%。
Centrelink office in Brisbane Source: AAP
“所以如果你是一名照料者，或是在社区做志愿者，这些事情同样很重要，我们应该做出改变，所以它类似于税收制度。”
其他国家如何试行全民基本收入？
本月，在英格兰宣布的一项新试验将有30人参与，他们将在两年内每月获得约合2800澳元的无条件资助。
斯派斯-布切尔博士表示，新冠疫情期间，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和实验大幅增加，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关注。
他表示：“如果这些试点和实验没有效果，就不会继续进行。”
自2022年9月以来，爱尔兰一直在试行一项计划。该计划为2000名艺术家提供每周约合525澳元的资助，以便他们无需从事日常工作，而专注于音乐、诗歌和视觉艺术的创作。
该计划没有对收入进行测试，因此参与者仍然有资格领取社会福利金，并且仍然可以从他们的工作中赚取其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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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基本收入实验室的联合主任特洛伊·亨德森（Troy Henderson）表示，这可能会给社会其它部分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
他说：“我想提出更广泛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全民基本收入，我们希望惠及每一个人。”
全民基本收入能否解决通胀问题？
亨德森博士表示，在当前情况下，增加任何形式的社会援助都可能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他说：“在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中，考虑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已经观察到，即使在细分通胀时，价格上涨最为明显的是基本商品，这些商品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而非可有可无的选择性商品。”
“因此，这些商品对于低收入者尤为重要，包括那些接受不同类型社会援助的人们。”
斯派斯-布切尔博士表示，全民基本收入目前并不会让每个人都受益，但它将减轻一些没有工作的群体的压力，包括有年幼子女的父母和学生群体。
他说：“与（福利制度）相关的不安全感确实对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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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不仅仅涉及成本的高低，还包括能否依靠收入生活以及制定计划以满足长期需求，而不必一直担心款项是否会被砍掉或减少。”
斯派斯-布切尔补充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全民基本收入并不能成为解决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的万灵药，而需要与住房和医疗保健等其它政策相辅相成。
对劳动力市场将有何影响？
针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常见争论之一是它会抑制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导致生产力和经济下降。
斯派斯-布切尔博士表示，这方面的证据极少。
他说：“世界各地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试验，这些试点各有针对。但总体而言，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非常小。”
然而，菲利普斯副教授持不同意见。他表示，由于人们在收入上必须支付的特别税款，总体而言，这对就业并非一件好事，但或会有利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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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它福利政策
全民基本收入并不在政党在政策讨论中的主流框架内，但它确实为现代化福利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
“我认为我们的福利体系在一些方面过于严苛，”菲利普斯副教授说道。
“我认为适度放宽一些方面可能会对很多人有益，尤其是那些处境非常不利的人，并使福利体系更加慷慨地帮助真正需要的人。相较于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我会优先采取这些措施。”
亨德森博士表示，如果工党政府想在福利问题上取得进展，首先需要解决“对应得及不应得的贫困的文化规范和刻板印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贬义词dole bludger，是说此人领取失业救济金但却不努力找工作，当其他人辛勤工作时，他们闲散地吃着薯片和吸烟。”
“如果你在次日达到退休年龄，你就成为了应得的贫困的养老金领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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