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从空气和海水温度，以至海平面上升和海上浮冰范围扩大，全球许多气候纪录都创下新高。随着气候变化的严重，多国记录了最热的一年，而且发生了众多天气灾害。
澳大利亚的环境面对这些冲击，出现了哪些情况？ 简而言之，2023年是与正常相反的一年。
在过去的九年里，我们从卫星、测量站、个人和机构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数据，包含了有关全球变化、海洋、人类、天气、水、土、植物、火灾和生物多样化的数据。
每年，我们都会分析这些数据，并在年度报告中作出总结，其中包括整体环境状况评分和区域评分。这些评分提供了农业和生态系统情况的相对衡量标准。全澳各地除北领地外，所有评分均有所下降，但仍相对良好。
然而，最新的濒危物种指数显示，自踏入本世纪以来，名单上的鸟类、哺乳动物和植物物种的数量，持续以每年约3% 的幅度下跌。
2023年的环境状况指标，显示2000年至2022年的平均值变化。这些差异可能是长期趋势的其中一部分，也可能属于正常变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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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气候如坐过山车
全球有77个国家打破了气温纪录，澳大利亚却例外，平均气温比2019年低了0.53摄氏度，四周海域的温度也低于2022年的记录。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2023年依然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热的八个年份之一，全部出现在2005年之后。
这些数字是全年的平均值。再深入了解就会发现， 2023年的气候变化如坐过山车。
在年初和之前一年年底一样潮湿，但从5月到10月，天气变得干燥和异常温暖。全澳大部分地区的土壤和湿地开始迅速干燥。在东部各州，火灾季节早于8月就开始。
尽管如此，在异常温暖和阳光充足的冬季，整体上仍有足够的水份令植物生长。
由于厄尔尼诺 效应在11月减弱，降雨量恢复（部分原因是海洋暖化），故并未出现严重的山林大火季节，再加上相对较高的气温，导致夏季又热又湿。12月出现了热带气旋和几场严重风暴，导致昆州和维州洪水泛滥。
一如既往，不同地区的情况各异。澳大利亚北部出现了近几年来最好的降雨量和生长条件，令旱季的草原野火次数高于平均水平。但另一方面，西澳州和塔州却没有降雨，以致年底出现干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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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有何变化？
每年，我们都会结合天气、水和植物的数据，得出“环境状况评分”。
全国的评分为7.5（满分为 10 分），比2022年低 1.2 分，但仍然是2011年以来第二高的评分。
全澳各地的评分均有所下降，但北领地除外，因遇上强劲的季候风季节，得分为8.8。由于西澳部分地区出现干旱迹象，因此得分最低，只有5.5。
“环境状况评分”只反映了环境状况，并无衡量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化的长远健康。
首先，评分制度只与陆地有关，并无涉及海洋。海洋热浪破坏了东岸的生态系统。2023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大堡礁的复原已趋于停滞不前。
然而，接近年底出现了气旋和海洋温度上升，2024年初，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珊瑚白化事件。
其次，评分并无反映出影响许多濒危物种的重要过程。最大的危险包括入侵性害虫和疾病、栖息地遭破坏，以及热浪和特大火灾等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破坏。
Source: AAP / AAP Image/Mick Tsikas
濒危物种持续减少
濒危物种指数收集了长期濒危物种的监测数据。该指数每年更新一次，有三年的滞后，主要是由于数据处理和共享的延迟所致。因此， 2023年的指数包含截至2020年的数据。
该指数显示，澳大利亚的濒危鸟类、哺乳动物和植物物种的数量，持续每年下跌约3%。由2000年至2020年，整体下降了61%。
濒危物种指数显示了《环保及生物多样化保育法》所列出的不同类型物种相对于2000年的数量。2023年的鸟类指数显示，陆栖鸟类的跌幅最为严重（62%），其次是迁徙滨鸟（47%）和海鸟（24%）。
2023年，澳大利亚的濒危物种名单新增了130个物种，打破了纪录，远高于前几年的每年平均29个物种。2019至2020年的黑色夏季山林大火，对一半新列的物种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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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口已经达2700万 这是如何达到的？
人口膨胀增加压力
澳大利亚人口在2023年突破了2700万，自2000年以来惊人地增加了800万，即41%。这些额外的人口都需要居住空间、食物、电力和交通。
自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18%。尽管过去四年略有下降，但排放量在2023年回升，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后航空业的反弹。
我们的人均排放量位居世界第十位，是全球公民平均排放量的三倍有多，主要原因是我们以燃煤发电、路面车辆效率低，以及养有大量的牛。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保持乐观。许多其他国家在不影响经济发展或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大幅减少了排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采取同样的做法。
政府虽有明显的角色，但个人亦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凭借改用再生能源和电动车，以及少吃牛肉来节省金钱。
即使改变我们的行为，亦不能阻止气候变化的大势，但可以使之在未来数十年的速度减慢，并最终逆转。我们虽无法扭转甚至阻止对环境的所有破坏，但绝对可以做得更好。
本文作者：
Albert Van Dijk 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芬纳环境与社会学院 (Fenner School of Environment & Society) 水与景观动力学教授
Shoshana Rapley 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芬纳环境与社会学院的研究助理
Tayla Lawrie 是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濒危物种指数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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