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ry今年26岁。去年7月，她从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金融专业硕士毕业。今年5月， 她辞去了在北京一家货币经纪公司仅任职半年的职位。
她表示，去年回国后，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
“毕业之前我比较想从事金融研究员的相关工作，但是毕业之后我觉得太‘卷’了，基本上整个行业的研究员、交易员职位都需要清北复交（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这样的学历背景，” Terry说。
她提到，自己刚辞的工作偏“营销类”，薪资待遇与自己此前的理想职位相比存在一些落差，但为了这份工作自己也曾“竭尽全力”。
但是入职半年后她提出了辞职，因为发现她在这份工作中没能完全运用她所学的专业知识，感到非常不适应。
关锦滢表示，她在“再次重新回去学习”的这一过程中能够体验并思考很多事情，“同样可以得到成长”。 Source: Supplied
“多方”压力下的抉择
Terry告诉SBS中文，目前她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就业困境。
我曾试图寻找同行业的其他工作，但由于我不再是应届生，非应届生的社会招聘通常要求具备多年经验的人才，这让我很难再找到下一份工作。Terry
经过相关了解，Terry希望再次前往澳洲学习数据分析专业，她期待能通过学习获得毕业生临时工作签证（子类485），在澳洲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此过程中，她也面临了来自周围环境的“多方”压力，这次继续深造的决定是经过和父母的几次商讨后才决定下来的。
“有时候我爸妈也会说你都快三十的人了，为什么还要选择去读书，而不是选择在一个城市工作、结婚，安定下来。”
对此，Terry表示，自己并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父母的“唠叨”。
现在我再次重新回去学习看似是一种‘倒退’的进程，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会体验并思考很多事情，我自身同样是可以得到成长的。Terry
像这样希望改变、作出改变并为之付出努力的年轻人不只Terry一人。
今年4月，已在国内拥有四年半工作经历的景观设计师程传玺在家中远程递交了澳洲491偏远地区技术移民（临居）签证申请，憧憬能够获批前往珀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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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小程来自中国郑州，去年12月，他辞去在上海一家景观设计公司的工作，回到郑州，全身心为移民申请做准备。
提到申请移民澳洲，小程表示，最直接原因是他所从事的行业市场不景气。
他说：“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均所需要的面积，近年来政府也在不断出台刺激政策，但其实整个市场的提振速度还是相对缓慢，这直接影响到薪资上涨及职业晋升。”
小程告诉SBS中文，即便自己很喜欢做设计的工作，但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下，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需要寻找一个出口。
程传玺表示：“愿意花几年时间改变之前已经规划好的人生，有勇气去做这个决定其实是最难的。” Source: Supplied
探索“未知”
小程向SBS中文透露，移民曾是自己“不敢想”的事情。
“我之前从未考虑过出国留学或者移民，因为我家境不富裕，”他说。
在上海工作时，小程偶然通过同事了解到关于移民澳洲的许多相关信息。通过不断的了解，小程更加坚定自己的移民意愿。而他身边相识多年的朋友，对他的这一决定感到惊讶。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移民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移民只是心里比较强烈的一个意愿，愿意花几年时间改变之前已经规划好的人生，有勇气去做这个决定其实是最难的，”他说。
面对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崭新环境，小程也曾纠结和困惑。
当时为了解技术移民政策，小程在社交平台上加入了一些群。“群里很多人说景观设计这个专业很难找到工作，我也曾动摇过。”
“经过一系列的思考，我决定将一切都当作重新开始，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他说道。
小程表示，由于自己的英语“很差”，几乎需要从“零”开始学习。辞职后，他每日居家学习十几个小时，终于在3月达到了递交移民签证申请的最低标准。
Passengers walk to their flights at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Source: AAP
他表示，如果签证获批，他希望能够前往珀斯继续担任景观设计师。
如今，青年群体就业仍面临较大压力，一些年轻人努力去探索自己的人生节奏、方向和可能性，Terry和小程是其中一员。
在就业数据方面，在7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介绍了最新情况。他提到，6月份，16—24岁和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分别为21.3%和4.1%。
在回答有关目前正值毕业季年轻人的就业情况的记者提问时，他说：“6月份，25—59岁城镇劳动力失业率为4.1%，已经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当前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还是存在的，青年人的‘求职难’和部分行业‘招工难’并存，稳就业需要持续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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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钟”
面临多重因素导致的职业压力，Terry认为，此次辞职再度留学，实际上是在打破“社会时钟”（social clock）。
数十年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社会时钟”的概念和理论，这是关于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环境下，对于个体的生命周期而言，人们对人生重要转变，或者是对所预期社会行为的偏好时间——比如上学、工作、结婚、生育和退休等等，大致在人生哪个阶段发生。这也被人们解读为“到人生什么阶段就做什么事情”。
“社会时钟”在近几年也成为许多中国网友讨论的话题。在中国社交网站豆瓣上，一个名为“逆社会时钟”的小组汇聚了大约8.4万名用户。小组成员们分享着自己的经历、焦虑、困惑、思考和感悟。他们提到的“逆”事实上是希望打破年龄枷锁，寻找人生更多的弹性空间和可能性。有人换赛道，有人希望重启，有人与自己和解……
在他们分享的经历中，有人40岁辞掉工作开始攻读本科，有45岁全职太太婚姻失败后出走海外重回高中备考大学，有人放弃考研去做义工，有人花甲之年学画和学琴……一些人顺从心意，得偿所愿；有的人承受重压，后悔无奈；还有的人走在路上，继续摸索。
“逆社会时钟”在近几年成为许多网友讨论的话题。 Source: AAP
有的组员表示，无论是考研、考编、留学、考证等等，其对立面并非“躺平”或者在家“蹲”，而是更多人生的尝试，“逆社会时钟也可以是非线性的，发散的，丰富的”。
有的组员表示，生活方式无分高低对错，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方式。
有些人“按时”前行，在社会上一些被预期的时间点完成了一些重大转型。然而，有的人则可能会在某一阶段一次或多次偏离/跳离“社会时钟”。这些“按时”、“偏离”或者“逆向”的选择或者行动都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
对于此次“逆社会时钟”之行，小程很感激自己母亲的支持。
在（申请移民）这个决定中，我妈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推手，她觉得人生很长，没有必要一定在这个阶段就要怎样，她更在乎我未来几十年的一个状态，所以她是不介意我推倒重来的。小程
Terry认为，在澳洲，人们似乎不太在意是否严格遵守社会时钟的生活方式。
“在澳洲，五十多岁或者二十多岁都可以做同样的职业，我觉得是我挺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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