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夜，中国宣布放开三孩政策——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一（5月31日）开会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关于“三孩生育政策来了”的话题阅读数已超过36亿、讨论次数近60万。相较于生不生、生几个的话题，中国年轻一代关注的则更多是房价高、教育成本昂贵、养老负担大等问题。
根据一个国家智囊团在2005年的报告，在中国，一个普通家庭抚养一个孩子需要花费49万元人民币（99532澳元）。到2020年，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一费用已经上升到199万元人民币，这是2005年的四倍。
上海一名26岁的保险从业人员张安妮（音译）于去年4月结婚，她说：“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来说，生孩子对职业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在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前，她说：“其次，（在上海）养育孩子的成本高得离谱。你在生完孩子后就立即告别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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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生子女到三孩政策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实施三十多年后，于2016年被正式废除，但显然，这样的措施并不足以促进出生率的上升。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彭秀健博士对SBS普通话节目表示，在二孩政策开始实施之后，只有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高峰，2018年出现明显回落，实际出生人口和预期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在5月发布的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字显示，该国人口为14.1亿，仅比2010年上一次人口普查的13.4亿多了约7200万，而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5％，高于2010年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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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之外，对于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一代，这个政策不仅仅造就了“独生一代”现象以及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赡养负担，更意味着一段独有的成长记忆，比如计生办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曾经为家庭带来的不良影响。
出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现移居澳洲的Lily（化名）是中国80后一代中的“例外”——与多数独生子女相比，她是家中三姐妹里的老二，用她的说法，她合法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也是老妈与当地计生和户籍部门“斗智斗勇”的过程。
据Lily对SBS普通话节目表示，她的母亲怀着她的时候也曾被多次拉往医院流产堕胎，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解决超生问题的普遍方式。但Lily母亲开始与相关部门谈判，让对方出具堕胎不影响自己生育能力的保证书，相关人员哑然之后只能打消了让她打胎的念头。
而Lily降临世界后的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无法报户口。
在中国，户口是一个公民合法合理生活、学习、工作乃至养老的“通行证”，而当时法律规定，超生的孩子属于“黑户”，无法拥有这张“通行证”。
Lily母亲再次与户籍办理人员展开了“谈判”——不给报户口就接着生，最终这位母亲又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让Lily出现在了家中的户口薄上。
中国居民户口簿 Source: Helen Chen
但Lily家的情况只是少数，在计划生育被严格实施的时代，大多数中国家庭需严格遵循着“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的原则，而带来的结果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以下，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而也正是2000年的这次人口普查让Lily的妹妹更加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Lily的母亲至今保留了当时的一份珍贵的剪报，据Lily的母亲说这篇报道中说即便超生也可以报户口，于是她就拿着这份“尚方宝剑”为自己1999年出生的小女儿报上了户口。
三孩政策宣布后，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质疑中国政府所谓的“配套支持措施”是什么，还有网友表示“谁爱生谁生”。
然而，实际情况是生育率的下降和不断增长的寿命，使中国处于人口危机的边缘，这可能会阻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研究教授、人口学专家梁建章的话说：“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最紧急，最严峻的独特的人口挑战”，“这是一个长期定时炸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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