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昆州參議院候選人柏樂志在雪梨西北區 Eastwood 為其黨候選人拉票期間，因舉起寫有中文粗言穢語及反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標語，引起在場多名華裔人士不滿。
其中一名男子以粗言穢語向柏樂志指罵，另一名男子則搶走柏樂志的示威標語、扔在地上踐踏，雙方發生肢體衝突。事後警方證實已起訴一名 48 歲男子，涉嫌觸犯普通襲擊罪名。而根據柏樂志透露，警方亦可能就他的行為提出起訴。
國際公證律師行的陶建文律師表示，如警方要對柏樂志進行起訴，他認為最大可能就是根據新州簡易程序治罪條例（Summary Offences Act） 內的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Offensive Conduct）去進行起訴。
陶建文律師並補充，如果警方想根據柏樂志舉起的標語，來以新州反歧視條例（Anti-discrimination Act ）內的煽動種族仇恨罪進行起訴，可能性較低，因柏樂志舉的紙牌只是針對某一個人，而紙牌上的訊息，亦不煽動任何種族仇恨。
至於如何定義眾地方行為不檢，陶建文律師解釋，有數個罪行元素，如被告是否蓄意在公眾地方或公眾範圍視線內，進行冒犯性行為，而被告沒有合理的辯解為何這樣做，才會被入罪。
至於何謂冒犯，陶建文律師坦言概念並不清楚，因為本身在新州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內，並沒有清楚定義何謂冒犯，但他指一般來說，根據法庭以往案例，法庭覺得冒犯行為是指令一個正常心智的人，對犯罪者的行為感到厭惡，嘔心或仇恨，犯罪者的行為就有可能被視為有冒犯性。
陶建文律師強調，冒犯性是要用一個客觀標準量度，不會因為作出拘補的警員覺得行為冒犯，或是法官本人覺得冒犯，就可以將有關人士判罪。
如要判罪，亦會視乎多個因素，陶建文律師指，如冒犯的地方發生在哪裡，就如今次的事發地點Eastwood，究竟是不是特別多中國裔或華裔的人士出入，這些因素法官都會考慮。
他又指，在場人士亦會被邀請做證人，並講解他們覺得有關行為是否冒犯，而程度又怎樣，法官都會參考有關證據，然後作出判決。
但是陶建文律師指，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的定義比較寬鬆，同樣的行為，放在不同的情況，或不同時空，可能會有不同裁決。
陶建文律師援引有2個有關政治事件的案例，第一個案例發生在1989年，當時一名澳洲原住民Fernando，在街上穿上一件T-shirt，T-shirt上有對警員冒犯的圖案，及印有一句意思為原住民在警察拘留期間死亡（ Black deaths in police custody）的字句。他被控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但最後裁判官判他不入罪。
另一案例發生在1951年，一名叫Smith的人士在駐墨爾本美國領事館前示威，抗議美國當時在亞洲的一些軍事行動，Smith當時對其中一名路過人士說「The Bloody Yanks are causing the trouble （美國佬在製造混亂）」，Smith被控告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並被裁判官判有罪，而且被罰款。
但Smith不服裁決，向維州高等法院上訴，高等法院推翻裁判處判決，判他無罪，而當時法官指，如果一個人只是純粹表達政治意見，一般來說，不足以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下被定罪。
被問到是次柏樂志的「反習標語」衝突事件，如被起訴，會否也會因為是政治事件而被判無罪時，陶建文律師指，雖然援引的2個案例最後都是無罪，但「反習標語」事件是不是無罪，要視在乎好多因素，包括當時的環境，環境內有沒有任何人士對訊息特別敏感等，法官都會考慮，好難說事件涉及政治就不會被入罪，好難這樣假定。
他並補充，在澳洲其他州份都有相類法例，不過名稱未必一樣，例如在維州，法例的名字叫Disorderly Conduct，在西澳叫Disorderly Conduct Behaviour ，基本上都是指一樣的事。
而除了名字不同，最高刑罰也不同，例如在維州和西澳，最高刑罰只是罰款，但如果在新州觸犯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最高罰款660元，或監禁3個月。
陶建文律師表示，總括而言，類似法例的主要目的，是要打擊破壞社會安寧（the Queen's peace) 的所有行為。因此，這些法例通常擁有高度概括性和應用面。作為市民，如果打算作出的行為，有機會破壞社會安寧，便應該考慮潛在的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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