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被當地警員跪頸拘捕後死亡的事件，觸發美國民眾要求削減警隊撥款，甚至要；同時亦令澳洲本地民眾重新關注澳洲連番有在獄中死亡等事件。
要點：
- 削減警隊撥款，是為將節省得來的開支用於其他社區服務
- 在某些案件發生期間，派出專業醫護可能較警方到場更為有效
- 澳洲已有相類似之司法系統資源重配計劃，成效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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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警察執法機關架構與美國有別，本地警隊組成模式及監管制度較為集中，由聯邦以及各州及領地政府組織及運作，而非一如美國由各地市政府撥款組成。
同樣，本地市政府亦毋須就相關撥款作出決定，包括是否僱用更多警員或擴建監獄等，相反這些決定均是由聯邦以及各州及領地的政府所作出。
但雖然澳美兩地的警隊組成方法有所不同，學者認為美國民眾要求「削減警隊撥款」的呼聲所包含的基本原則及政策方向等問題，亦值得澳洲方面考慮；尤其是迫使我們重新考慮公帑撥款的分配方式。
究竟增加警員或監獄數量，是否比提供社會住屋、精神健康服務、家庭關係或家暴問題支援計劃等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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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科技大學認為，削減警隊或懲教系統的撥款所得出的多餘款項應全數用作投資在相應的社區服務，尤其是一些致力打擊一些可能對其他人人身安全或社區安全構成危險的社區服務。
舉例，當人遭受精神健康危機的時候，家庭成員會致電緊急求助熱線000。一般而言，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需要的是一支由緊急精神健康專業人員組成的團隊，而非警察到場；派出警察某程度上更可能令情況惡化。
學者指，這就是司法系統資源重新分配概念的基礎，致力透過早期干預、預防、加強社區發展計劃等策略減少獄中的被囚人數。
在澳洲，並非一個新概念，事實上在一些原住民社區中得到不少人的支持，特別是在農村或較為偏遠的地區。這些社區派駐警力多，但提供少量的其他相應支援服務。
Protesters gather during a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 following the death in Minneapolis police custody of George Floyd, in Sydney, Tuesday, June 2, 2020. Source: AAP Image/James Gourley
在計劃初段，他們委派三名專責成員，目的是為減少社區人士需要與警察接觸的機會，從而降低當地被囚人數的比率；另外，計劃亦更改違反保釋條件或積壓搜查令的處理方式，以及參與學習駕駛計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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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計劃所帶來的正面成效亦不僅局限於刑事司法系統；當地所推行的青年發展計劃亦造就了12年級學生上學率上升31%。
而其他同類型的司法資源重新分配計劃亦按照當地社區的需要運作。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舉例，在南澳Port Adelaide實行的，則著眼於為學齡兒童家庭提供支援，改善他們的家庭生活；另外亦提供戒毒戒酒等計劃以及釋囚支援服務，協助他們重新與社區及家人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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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寧教授認為，司法資源重新分配計劃的目的，是為使社區能自行判斷當地所需要的社會及司法支援，以及如何採取措施應對這些需求。
在很多的情況下，當地警察及其他機關的支持，對於有關計劃的制定及實踐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政府至今卻一直未就計劃採取「資源重配」的措施，目前的相關計劃主要依靠各種形式的慈善款項運作，不少計劃均未獲得聯邦政府或州及領地政府的支援。
Source: AAP
因此，問題回歸「削減警隊撥款」的問題。
學者指出，顯而易見，若不依靠警察，社區將能更有效地應對社會問題。
但若要真正做到這一點，便有必要為社區組織提供更多支持及撥款；而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將警隊部份款項撥予社區組織及支援機構的提議便更具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