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終於開始就針對女性的暴力以及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展開持續對話。
這個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澳洲婦女和女童遭受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比例持續高得令人無法接受。 每15天就有一名澳洲婦女死於現任或前任伴侶之手，大多數伴侶兇殺人案發生前都有男性施暴史。
許多澳洲人都在問，如何才能更好解決如此複雜的問題？一些人提出了制度和法律方面的解決方案，另一些人則指出需要進行文化變革。 雖然每個人都認為需要採取行動，但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是甚麽呢？
法律方面
解決性別暴力問題的改革可以從四個層面展開。
首先可以進行刑事司法改革，如改善保釋決定中的風險評估和適當限制保釋。 對於那些被確認為構成特別高風險的受暴力禁制令（AVO）約束的人，還可以採用警方監控的全球定位系統GPS追蹤系統。
在美國和西班牙，對高風險的家庭暴力罪犯進行某種形式的跟蹤已被證明能夠阻止暴力行為。
這些改革的目的是改善暴力禁制令的執行情況，並提高嚴重施暴者的能見度。 很明顯，這些禁制令可以發揮作用，但它們在保護受害者方面做得還不夠好。
在進行任何此類改革的同時，還需要為警方和司法決策者提供培訓和支持，幫助他們公平而有力地使用這些權力，並避免警方將家庭暴力應對措施與其他形式的執法行動混為一談。 換句話說，當警方前往保護受害者時，不應帶著其他逮捕令出現。
其次，這些改革可以包括修改家庭、財產及租賃法，從而為受害者提供更好的短期及長期保護。
例如，聯邦政府目前在家庭法事務方面只提供有限的資金，並以嚴格的經濟能力和案情檢驗為基礎。 如果女性決定離開受虐關係，增加資金可以給她們更多的支援。
第三，改革還可以擴大到與家庭暴力有關的問題。 這包括心理健康支援、毒品和酒精管制以及改善服務提供，旨在減少這些因素在性別暴力中的作用。 例如，為社會工作者、精神科醫生和緊急危機小組提供更多資金，將是一個良好開端。 同樣，增加州資助的戒毒和戒酒康復計劃也是好的開始。
第四，改革當然還應包括增加對支援服務的資金，包括心理、金融、住屋和專家服務支援。 這些服務通常被稱為「危機服務」，可以在暴力事件發生後立即為受害者提供支援或幫助其恢復。
一些更長遠的措施，例如公屋及廉租屋，為從擺脫虐待關係到開始新生活提供了途徑。 然而，在許多州，此類房屋明顯短缺，而且遲遲無法入住。 這顯然需要解決。
來自澳洲和海外的證據顯示，這類改革可以帶來改變。
特別是對於刑事司法改革，可以提出合理的憂慮，即對公民自由的影響，以及對原住民等邊緣化或過度定罪化群體的負面影響。 因此，在考慮任何此類改革時都必須極為謹慎，並考慮到這些憂慮，我們需要仔細審查如何證明這些改革是合理的。
維州城鎮Ballarat 三個月內有三名婦女涉嫌被謀殺，區內舉行集會抗議男性施暴。（攝影2024年4月12日） Credit: CON CHRONIS/AAPIMAGE
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問題
然而，這仍然引出一個問題：如果沒有更深層次的文化變革，這些改革能取得多大成效？
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好地理解性別暴力是暴力的一種形式。 對於兒童和年輕人來說，暴力可能在電腦遊戲和網絡中被正常化，但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教育他們了解現實生活中暴力的危害。
這包括確保年輕人瞭解暴力色情等材料的危險，以及網絡跟蹤和騷擾等行為本身也可能會構成暴力。
我們還需更深入認識到，性別暴力是性別規範和態度的問題。
與過去幾十年相比，我們在思考和談論性別不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 在過去十年中，我們對性別暴力的認識也有所提升。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男性比他們的父親做得更好，為他們的兒子、朋友和同事樹立了正確的榜樣。
但是，一些男人和男生在成長過程中仍然經常期望女性會滿足他們的需求，無論是在工作、家庭還是性方面。 他們還習慣性地認為，如果女性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可以生氣。 我們仍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厭惡女性等問題。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不改變我們對女性的看法和期望，我們就不太可能看到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模式有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因此，對當前基於性別的暴力危機的任何反應都必須包括注重文化和教育改革，以及適當和經過深思熟慮的制度改革。 它必須包括關注有意義的預防，以及政府對此的投資，包括針對最需要的人——男子和男生。
Source: Moment RF
立即並持續採取行動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小心謹慎，確保我們不會把文化變革的重要性，作為拖延或迴避有關機構改革的艱難決定的另一理由。 這兩者必須結合在一起。
與文化相比，制度改革往往是政府更能掌控的事情。 與教育和文化變革相比，這方面有更多的證據顯示甚麽是行之有效的。 而且，這種變革可以在本月或今年取得實際成效。
相比之下，文化變革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這需要重新調整我們與年輕人談論暴力和性別的方式，包括在家和學校，然後等待10到20年的時間，這可能會滲透到他們的親密關係中。
當然，我們也可以教育成年人尊重彼此的關係。 我們可以教育婦女瞭解她們的選擇，教育警察瞭解他們的權力和責任。 這是良好改革的重要組成部份。
但真正的文化變革可能是一個長期過程，因此我們需要採取更多的中短期措施。
制度改革可能是我們姐妹和母親一輩的唯一希望，而文化變革將惠及我們的女兒一輩。
本文作者：
迪克森（Rosalind Dixon）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 Sydney）吉伯特+托賓公共法律中心（Gilbert + Tobin Centre of Public Law）主任
巴克斯頓-納米斯尼克（Emma Buxton-Namisnyk）新南威爾士大學法律、社會與犯罪學學院法律講師
迪克森從澳洲研究委員會和Manos基金會獲得資助。 她還是由Trawalla基金會資助的「女性政治之路計劃」（Pathways to Politics Program for Women）的主任。
巴克斯頓-納米斯尼克從澳洲犯罪學研究所以及社區與司法部獲得資助。 她此前擔任新州家庭暴力死亡審查小組的研究分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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