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 12 年，珍娜一直是現場提供全套服務的性工作者，但與她很多同行一樣，這位於雪梨的伴遊服務提供者，在疫情期間改為提供網上性工作。
但當談到網上性工作者獲得的名譽和財富時，她說外界並沒有獲告知全部真相。
珍娜表示，儘管在疫情期間她的網上服務收入處於前 10%，但她從該平台獲得的收入遠低於可持續的工資。
珍娜說：「我們已經習慣聽到賺到巨額金錢的成功故事，但這種情況極為罕見。」
「如果我是收入前 10% 的人，並且擁有已經建立的客戶群，那麼這些平台上其餘 90% 的人賺的錢，遠遠低於可以維持生計。」
這些平台的訂閱者通常不會透過網站本身「找到」網上性工作者，這些工作者通常需要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尋求和吸引客戶，往往冒著匿名的風險，並隨後因違反社群準則而被禁止。
但從頭開始建立客戶群，並在過程中被禁止並不是性工作者唯一擔心的問題。
談到在工作之外建立生活和身份，珍娜表示，網上性工作者在日常生活都面臨著限制，例如能夠自由出國旅行、約會、撫養孩子和申請房屋按揭貸款。
珍娜向《洞察》表示：「很多銀行甚至房東都不認為我們的工作是合法。但事實確實合法。」
「人臉識別技術軟件發揮著重要作用，現在政府已將我的法定姓名與我的工作姓名連繫起來，所以我無法做很多事情。我已被禁止使用所有約會應用程式，而且我無法前往其他地方例如美國。當我計劃去世界其他地方旅行時，我必須考慮到我可能會因為我的工作而被拘留或驅逐出境。」
因副業失去全職工作
安妮（Annie）在墨爾本長大，擁有一個非常幸福的童年，並有幸就讀於Toorak的一所私立女子學校。她說，她關係緊密的家庭竭盡全力為她提供一切可能的機會。
去年，安妮在一間行銷公司全職工作，並以網上性工作者的身份創作內容。但她被僱主發現並解僱了。
她回憶起那段時間是一次「現實檢查」，特別是在網上性工作者面臨的恥辱方面。
身為網上性工作者的恥辱不僅影響她的就業機會，也對她的人際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
安妮說：「這並不是一條容易的路。我面臨著一群從我五歲起就認識的親密朋友的批評。」
「當我告訴他們我正在全職從事網上性工作時，他們告訴我，我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並且再也沒有和我說過話。」
當被問及她作為網上性工作者的職業是否可持續時，安妮說「每個人都有市場」。 Source: SBS
但她說，最初的興奮很快就被恐懼感取代。
安妮向《洞察》指出：「我心想：『我該如何保持這種狀態？這是我現在的新生活還是只是我的 15 分鐘成名？』」
沒有上訴機會
澳洲代表性工作者的機構Scarlet Alliance行政總裁波尼（Mish Pony）表示，除了社會歧視之外，經濟歧視也是影響網上性工作者的一個主要問題。
波尼表示，從被拒絕進入支付平台收取服務的費用，到被支付平台關閉賬戶，網上性工作者通常無法獲得適當的上訴程序。
波尼告訴《洞察》：「我們在各種網上支付平台上都看到這種情況……持有尚未存入銀行帳戶的資金，性工作者無法查看或重新打開他們的支付平台。」
波尼表示，使用現有平台的性工作者也難免會受到類似做法的影響，儘管幕後牽涉大量時間的體力勞動和營銷工作，但網上性工作常常被美化，一切都有可能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失去。
他們說：「我們仍然看到性工作者的帳戶被關閉，但沒有解釋他們違反了哪些條款和條件。」
「最重要的是，支付平台通常有提款限制，因此，如果帳戶因任何原因被刪除，他們的所有收入可能會立即消失，沒有機會提出上訴或查看他們的帳戶內自己合法賺來的金錢。」
波尼表示，他們希望改變法例，允許網上性工作者對科技公司的決定提出上訴，從而保護他們的收入來源和他們製作的內容。
他們補充說，對於那些考慮從事網上性工作的人，了解自己的權利並透過當地性工作者倡導團體，例如Scarlet Alliance，與其他性工作者聯繫以獲得支持是非常重要。
珍娜（Jenna Love）的現場全套性服務擁有的固定客戶群。在疫情期間，她轉向網上服務。 Source: SBS / Brendan Esposito
網上性工作的殘酷現實
珍娜說，那些考慮從事這個行業的人應該首先與性工作者討論工作的現實及其影響。
她對那些說由於澳洲性工作非刑事化，社會對性工作不再存有負面標籤，感到無奈，她說這與事實相去甚遠。
珍娜說：「性工作是真實的工作。但不要被誤導，認為這很輕鬆。」
「現實是，性工作者的銀行帳戶仍然被關閉，性工作者的子女被奪走，性工作者受到剝削，性工作者面臨遭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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