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關 2013 年收緊此規定的詳情曝光。
時任內政部長高德樂 (Peter Costello) 在 2006 年將有關育兒津貼（單身父母）的子女年齡資格門檻從 16 歲調低，迫使未找到工作的單身父母領取（低得多的）失業救濟金時，他說這會「幫助他們獲得更高收入，並更好地融入主流經濟生活」。
幾年後，時任總理吉拉德 (Julia Gillard) 宣佈計劃堵塞漏洞，不再容許子女已超過八歲的單親父母繼續收取津貼，時任財長斯萬 (Wayne Swan) 指這樣可以「鼓勵人重新投入勞動力市場」。
單親父母在獨自養育孩子時，多方面承受不同壓力。
政策改變令生活改善還是變差？
直到現在，從最新的行政數據可窺見到單身母親在子女滿 8 歲時失去育兒津貼後的表現。他們找到工作了嗎？他們是因為被迫工作而獲得了更高收入，還是收入下降了？
布羅伊尼 (Bob Breunig) 和澳洲國立大學克勞福德公共政策學院稅收和轉移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索貝克（Kristen Sobeck）對 2013 年頒佈的改革所進行的研究發現，總的來說，單身母親（絕大多數是母親）失去了收入。
一方面，改革使一少部分（約三分之一）的單身母親失去了收入津貼，轉而就業，從而增加了的收入。
但另一方面，大多數人卻因而轉向依靠其他收入津貼或收入減少，正面影響遠超負面影響。
重返職場障礙重重
是甚麼原因導致多數人（收入減少）多數人與少數人（收入增加）？雖然我們的特定數據集無法識別兩者分別的特徵，但有兩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長期獲得收入津貼的人士在重返職場時往往面臨重重障礙，包括疾病和/或殘疾。對於單身母親而言，也可能是子女患病或殘疾。
第二，更惡劣的原因是因為家庭暴力。
吉拉德實施此改革後不久進行的一項人身安全調查發現，有六成曾經有過伴侶的單身母親曾經歷過伴侶暴力 — 這個數字高得驚人。
假如家暴是單身母親依靠福利為生的基本原因（而且很可能確實如此），那麼，這些母親要投入職場的難度可想而知。
與雙收入家庭相比，單親父母在經濟上面臨更大的限制，他們的時間也受到更大的限制，例如要接送上學和放學、子女請病假、功課輔導等。
家暴加強了這些限制，增加了他們對時間和資源的需求，需要尋找安全的居所、出席法庭聆訊，尤其是作為創傷的受害者，需要照顧自己（以及子女）的身心健康。
每當遇到撫養權聆訊、離婚訴訟、非撫養父母探望或子女贍養費到期日時，家暴造成的創傷也無可避免。
那麼，如何解決？
首先，就業增加而收入卻沒有增加，這似乎對兒童產生了不利影響。相互義務導致就業不穩定和報酬欠佳，結果是適得其反、弊多於利。
我們的研究顯示，額外的相互義務對改善單身母親的就業結果幫助不大。
其次，面臨重重障礙的人士需要度身訂做的支援，以識別並幫助應付多方面的挑戰。
家暴的影響難以估量
擴大個人化的支援可能並非易事，但地方層面的案例管理實驗可以助一臂之力。新的財政部評估單位正正可以確保這些政策可以評估，並負責評估其結果。
同樣重要的是，要能夠衡量家暴隨年月對倖存者及其子女的經濟保障、就業和健康的影響，就像芬蘭等國家所做的。
澳洲已經有實行以上做法所需的數據庫，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尚未允許將有關家暴和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縱向數據連結起來。
如果欠缺這些數據集匯集而成的資料，澳洲有可能會有政策推出，包括那些旨在幫助遭受家暴的單身母親的政策，但缺乏評估其有效性的方法。
單身母親 — 無論是否從事有薪工作 — 都是社會中最努力工作的成員之一。他們值得更好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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