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琦創造出了抗議者呼喊最多的口號，對中國來說，也是最具顛覆性的口號；他倡導了這場運動中一些較為粗暴的策略；在避免香港成為又一個共產黨控制的中國城市而進行的鬥爭中（已進入了第10週），他道出了處於鬥爭核心的身份政治。
6月，對於香港政府允許從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將疑犯引渡至中國大陸的計劃，公眾的憤怒點燃了抗議活動。此後，抗議活動充滿了對高到離譜的房價、不公正選舉及警方被指存在暴力行為的不滿。
但這場運動的根源在於自英國1997年撤出以來，港人身份發生的巨大變化，這讓梁天琦一代中的大多數人拒絕接受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並且堅持在他們看來自己獨特的、完全不同的身份。
“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20歲的陳嘉寶（Kapo Chen，音）說，她是一名學生，參與了在香港機場舉行的抗議，“當然了，我留著中國人的血，這不是我能控制的。
她的背上別著一張紙，紙上印有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對抗議運動的最大貢獻：一個口號。這個口號如今被塗在了香港各處的牆上，由那些在周二讓機場陷入混亂、身著黑衣的抗議者大聲喊出。他們也在香港四處舉行的秩序井然的集會上呼喊出這個口號。
梁天琦2016年提出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久之後，他就因為在街頭與警方發生衝突被捕，當時他還在參加立法會選舉.
Hong Kong's best-known independence activist Edward Leung. Source: EPA
然而，對於梁天琦這一說法的含義究竟為何，各種截然不同的解讀突顯出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出現的鴻溝。有人認為這個口號是在煽動分裂中國，也有人認為它只是呼籲人們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觀。這座城市由北京支持的政府正在與反對者作鬥爭，不僅是為了對街頭的控制，這種鬥爭還圍繞著香港作為一個地方、一種文化和一個政治實體到底意味著什麼而展開。
香港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北京方面的官員多次譴責梁天琦的這句口號，稱之為搞分裂和推翻“一國兩制”的逆反之舉。香港正是在“一國兩制”下回歸中國的。
但年輕的抗議者及其支持者指出，他們使用的“光復”一詞的字面意思為“重新帶來光明”。他們堅稱，這是對香港重新獲得自由及公正司法體系的呼籲，他們認為這一體係正在逐步受到侵蝕。
香港立法會議員、抗議活動人士朱凱迪去監獄裡探望過梁天琦數次，他說，這位活動人士不像中國宣傳機器裡呈現的那樣，是一個魯莽的好鬥分子，並且在獄中，他一些較為激進的觀點已經變得緩和。
與此同時，他將梁天琦描述為“香港革命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他還說：“他身上有一種光環，對年輕人來說是偶像。”
朱凱迪現年41歲，他也是香港“本土主義”運動的早期倡導者，這一運動著重於維護這座城市的身份感。他從沒有贊同過梁天琦的策略，這些策略有時候會轉向暴力，但他同意梁天琦的觀點：香港必須保有其與眾不同的身份，這種身份深深根植於法治、極大自由及本土傳統之中。
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观点不仅让共产党感到忧虑，也让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人士感到担心。这些批评人士每年会在香港举行集会，参加为纪念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大屠杀而举行的烛光守夜活动。
近年來，許多學生群體經過表決已經遠離了這個活動，“因為他們不想與中國有任何關係”，並且“專注於他們自己的身份政治上”，香港出版商鮑樸說。他的父親是一名自由派高官，在1989年遭到清洗。
Thousands attend vigil for Tiananmen Square anniversary in Hong Kong. (Reuters) Source: Reuters
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期間，愛國主義情緒曾經短暫的高漲，但對中國大陸的喜愛甚至興趣之後都急劇下降，尤其是在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
中國在西部名義上的自治區新疆嚴厲打擊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做法，加劇了香港許多年輕人的不祥預感。
“很明顯，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已經越來越遠離自由民主的所有理念，”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本土主義運動的人類學家艾倫·謝(Alan Tse)說。 “香港人知道這一點。他們知道真正的民主不太可能實現，所以年輕人普遍感到絕望。”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6月份的一項調查發現，在18歲至29歲的受訪者中，75%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中國香港人”或“香港華人”。這一比例較2008年奧運會時的23%和1997年的45%有大幅上升。
年齡較大的居民（其中許多人出生在中國大陸，或者父母是大陸人）對中國的認同感略高一些。但在30歲以上的受訪者中，仍有49%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長期以來，中國官員一直意識到存在問題，並要求香港的學校開設“愛國主義教育”課程，灌輸對中國的自豪感，清除他們眼中的殖民主義遺產。
港英當局擔心香港會捲入中國的政治鬥爭，尤其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之間的長期不和，因此試圖增強當地人對香港的忠誠，而不是對中國的忠誠。
1967年，殖民地政府圍繞著“香港是我家”的口號發起了一場運動，香港發生了共產黨精心策劃的騷亂和爆炸事件。
後殖民時代的香港政府嘗試了各種方式，讓港人更多認同中國，包括2012年在北京大力支持下，在學校引入“國民教育”。但在街頭抗議之後，它退縮了。
然而，在北京堅決反對向抗議者讓步之前，梁天琦“光復香港”的呼籲“只是少數人的口號，完全無關緊要、微不足道”，關注中國文化的《遺志》(China Heritage)主編白傑明(Geremie Barme)說。 “是香港和北京強硬派的頑固，”白傑明補充說，“把這句話變成了一代人的戰斗口號。”
A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protesters offer travelers apologies, aware of the negative image they had presented in scuffles the day before.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及其盟友在香港重新搬出來一個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以來從未使用的生硬詞彙，譴責示威者是“一小撮暴徒”，必須“堅決制止”，而年輕的活動人士聽從香港武術傳奇人物李小龍的建議——“像水一樣吧，我的朋友”(be water, my friend)，不斷變化他們的策略和信息。
自1997年以來，香港當局在呼籲接受北京新主人的同時，通過基礎設施項目將這裡與中國大陸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跨境商品和人員流動的增加造成的影響只是讓雙方的人民更加疏遠。
朱凱迪是香港立法會議員，也是“本土主義”活動人士。他領導了一系列注定失敗的運動，阻止旨在讓香港在地理上與中國內地更緊密融合的項目，其中包括去年開通的一條通往中國廣州的高速鐵路。
新的交通連接帶來了大量的大陸游客——去年達到5100萬人次，其中許多人講普通話，而不是香港的主要語言粵語。因為不相信大陸出售的商品質量，他們在這里大量採購嬰兒配方奶粉和其他產品，從而激怒了許多當地人。
一個名為本土民主前線的團體開始騷擾大陸購物者，發起所謂的光復行動，梁天琦就是該組織的主要活動人士。在有時演變為針對大陸人（一些香港人將其比作“蝗蟲”）的醜陋排外運動中，香港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成為了反抗的標識。 （一些親中派做出了同樣的回應，本周有一個團體在香港天星碼頭附近向抗議傳單噴灑驅蟲劑。）
支持香港獨立仍然是不成氣候的邊緣思想。它在相當程度上是共產黨的宣傳說辭，藉以譴責抗議者賣國，並防止大陸民眾對抗議活動可能產生的任何同情。
Protesters occupy the arrival hall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during a demonstration. Source: Getty Images AsiaPac
“很多人嚮往獨立，但99%的香港人認為是不可行的，”7月遭歹徒襲擊受傷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但我們的文化、傳統和製度與大陸完全不同，”他說。年輕的抗議者“只是不信任中央政府及其在香港的傀儡”。
“他們很憤怒，”他說。
而他還說，這種憤怒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天琦。
梁天琦看上去不像是一個狂熱的革命者，更像是一絲不苟的年輕會計師，在去年的庭審中，他鞏固了自己作為青年偶像的地位。由於在後來所謂“魚蛋革命”中的角色，他被判六年徒刑，這為他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因為許多人認為該判決過於嚴厲，有失公平。
那場革命一開始只是街頭小販和執法者之間的衝突，後者試圖執行一項嚴厲的打擊無證商販新政。衝突後來升級為暴力活動。
梁天琦並沒有否認自己的所作所為，他承認向警察扔東西，並表示道歉，說他只是想幫助小販，但“無法抑制憤怒”。許多年輕人覺得他的供認不諱是勇敢和誠實的表現。
除了一群不再抱有幻想的激進青年外，他所在的本土民主前線號召力始終不算大。但由於當局對騷亂時常顯得無動於衷，激怒了公眾，它關於香港正在失去其特殊身份、現在必須做出反擊的警言，正在更大範圍內引起新的共鳴。
“這場運動無關獨立。而是為了讓香港重新成為自由之地，”20歲的抗議者艾瑪·陳(Emma Chan)在機場說。她還表示，梁天琦“並非英雄，但他激發起很多人對政治的興趣”。
“許多人以前認為政治不重要，”她說，“並不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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