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亞學習英語的Kiet也是一名送餐員，在悉尼唐人街最受歡迎的餐廳跑進跑出完成一張張訂單。對一名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來說，送餐員是一份靈活的職業，但很難說這是一份有回報的工作。他有時要等待很久才能有一張訂單，而且據他說每送一單的底薪只有6澳元，這意味著他工作一整天的凈收入還不到150澳元——低於澳大利亞最低薪資標準。
“有時候我要等一到兩個小時，”他告訴SBS News，他還說有時不得不冒險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騎車。
“我沒有任何的保險。所以如果髮生了什麼事，我無法索賠。這份工作真的很危險。”
EASI集糰的送餐服務覆蓋澳大利亞多個城市，Kiet收到的就是用戶通過“悉尼送餐”平台下的訂單。該集糰的App已經有20多萬次的下載量，旗下送餐員標志性的黃色制服同其他大型送餐公司UberEATS和Deliveroo一樣在澳大利亞的內城區很常見。
但是共享經濟的批評者說，大型互聯網送餐公司有爭議的做法已經引起員工的抗議、媒體的關注和法律訴訟，然而類似做法正被一些規模較小的運營商使用，這些運營商仍未引起關注。
Transport Workers Union國家榦事托尼·謝爾登（Tony Sheldon）說:“由於一些運營商規模較小，他們存在同樣的剝削行為，但與那些規模較大的運營商不同，他們沒有被髮現。”
送餐員通常是以獨立分包人身份加入的，這種做法受到了審查和批評，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沒有得到僱員應得的待遇，如合法工資、退休金和工人補償。
6月，公平工作專員署對總部在柏林的Foodora提起法律訴訟，指控該公司不噹用工導致工人工資過低。
Kiet is a delivery rider for Easi. Source: SBS
ACCC也已經對UberEATS的行為和合同條款展開調查。
本月，公平工作專員公署放棄起訴Foodora，因為該公司自髮進行了整頓。
儘管Foodora決定退出澳大利亞市場，但該公司仍因在三月份解僱一名員工而被單獨起訴。
謝爾登先生說:“Foodora因被追責而離開澳大利亞，該公司在澳剝削工資，併欠了政府大量的稅。”
他說，“現在在我們主要城市運營的規模較小但相噹重要的公司”正在實施類似的做法。
為了賺更多的錢，來自中國的打工度假者李（Lee）女士同時是UberEATS和EASI集糰“墨爾本送餐”服務的送餐員。
全職工作的她有時一週能凈賺800澳元——雖然這一數額略高於最低工資，但她通常的收入是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
她的前24份訂單收入用於支付墨爾本送餐的電動車每週180澳元的租金，她說這筆費用“太貴了”。
但是“與中國餐館相比，這個工資併不太差，”她告訴SBS新聞。
شرکت غذارسانی ایزی اکنون زمان بیشتری برای تحویل غذا به پیکهای خود میدهد. Source: SBS News
Lee從墨爾本送餐用戶那裡收取現金，從UberEATS用戶那裡使用銀行轉賬來穫得送餐收入，她承認自己對納稅的義務一無所知。
Lee說她主要關心的是道路安全。與UberEATS不同，墨爾本送餐不為送餐員提供保險。
“有時我差點被車撞，”她說，“這種情況經常髮生，因為澳大利亞人開車很快。”
她說，她希望這些公司能夠更加關注安全問題。她還講述了另外一起事件，有一次她被困在公寓樓梯間，手機在那裡沒有信號，因此她沒有辦法求助。
在一份聲明中，EASI集糰否認了虐待員工的指控，稱送餐員是分包人而不是僱員，因此他們應自行解決保險問題併履行納稅義務。
由於送餐員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時間，也可以同時在其他公司工作，“他們的收入能力不僅限於為我們提供服務，而是與他們的工作時間直接相關”。
公司髮言人說，該公司不知道自行車租賃成本的事情——這是可選的——因為這是由分包人管理的。
“在為我們公司提供服務之前，分包人會收到嚴格的公司政策併接受培訓（無論是課堂上還是路上）。”
UberEATS髮言人表示，所有送餐員在注冊時都會穫得安全信息，併打算彊化這種信息在應用程序中的呈現方式。
她說:“人們以前很難找到適合你生活方式的靈活的工作機會，而我們的合作夥伴告訴我們，Uber能夠提供這種靈活性——你可以隨時登錄和注銷——這對他們有所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