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街边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喝茶吃蛋糕，这一定并不稀奇。
但最近在悉尼新镇举行的一次聚会却有另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谈论死亡和临终。
在一个繁忙市区中心，十个陌生人参加了这次的死亡咖啡馆活动。
活动的倡导者哈利戴（Melissa Halliday）解释说：“死亡咖啡馆将帮我们打开话匣子。它没有规定的话题，它可能会朝着意想不到方向发展，这可能会很意思。死亡咖啡馆里总是充满真诚。”
在死亡咖啡馆里，每个人都会分享从失去至亲到自己从濒死体验中挣扎出来的故事。
76岁的活动参与者妮娜·安杰洛（Nina Angelo）表示曾两次面对自己的死亡，从扩散到骨盆和脊椎的淋巴癌中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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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淋巴癌。我的表弟是核医学的副教授，他给我打电话说‘妮娜，你必须进行化疗，你的情况非常糟糕，你必须进行化疗’。”
在六轮化疗后，安杰洛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头红发也变得枯黄。她说家人和朋友的爱与支持至关重要。
“我躺在那里，感觉非常虚弱，我的家人、我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在我身边照顾我，亲朋好友们都从各地赶来了。 2020年1月1日，我病得很重，我的朋友来接我，把我带到了我家前面的小湖边，那里是我的‘快乐净土’。我拿着拐杖，她扶着我走到那里。那里大约有25位女性朋友，她们都穿着亮丽的衣服。那里被精心打扮了一番，挂着装饰品，铺着地毯，还专门为我准备了座位。她们为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场面太震撼了。她们还聚在一起，花了好几周的日夜帮我制作了一件大衣，我称之为‘治愈心灵的魔法大衣’。她们把这件大衣送给了我，这件大衣是治愈我的一部分，是爱我的体现。”
四年后，安杰洛恢复得很好，她说癌症的诊断，再加上三年后的一次严重摔伤，让她学会了很多关于坚韧的东西。
“尽管我的身体已经垮掉了，但我的精神却很坚毅，它告诉我，你还会活很久呢。你们看看现在的我状态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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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洛是希腊裔，她的家族史也和她最近的遭遇一样充满揪心的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在1949年随欧洲裔的父母来到澳大利亚，她的父母曾在纳粹大屠杀时期被抓进集中营过。
“我母亲是个年轻的波兰女孩，比我父亲小16岁。母亲16岁时就开始逃亡，眼睁睁看着家人们被一个个抓走，侥幸地是，她哥哥幸存了下来，她后来辗转找到了他。我父亲是个希腊人，希腊犹太人，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精英犯。战争结束后，他们被带往不同的地方执行死刑。但很幸运，他们在巴黎的红十字会食堂相遇。”
之后，安杰洛的父母在悉尼与大家庭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留下的数字刺青仍然存在于他们的手臂上。
“他们为生活庆祝，载歌载舞。我的父亲是一名进口商人。他将第一批意大利唱片进口到澳大利亚。我们的生活中一直都有音乐。我的家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可以说13种语言。因此，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烟火气、团聚、派对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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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洛的家族史和她自身坚强对抗病魔的毅力触动了死亡咖啡馆小组中的许多人，61岁罗奇（Willian Roach）就是其中一员，他表示能有机会坦率地谈论死亡和临终这一话题自己很欣慰。
“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讨论，因为人们总是对死亡视而不见。我们总是回避谈及这些话题，它被雪藏，被禁声。我们需要允许公开探讨这些问题的环境，而不必担心被非议。我认为死亡咖啡馆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可以帮我们揭开有关死亡的隐形的面纱。”
活动倡导者哈利戴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在经营着几家死亡咖啡馆。她曾是一名律师、葬礼指导、证婚人和老年痴呆的护理志愿者。她说死亡咖啡馆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社区服务。
“2004年，瑞士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克雷塔兹（Bernard Crettaz）创办了死亡咖啡馆，2011年伦敦的安德伍德（John Underwood）将其发扬光大。因此，它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现在，它已遍布85个国家，成为一种现象。尤其是我们西方人，不可否认地的确是来自于一种否认死亡的文化里，在这种文化中，一切都被医疗化，人们最终都要去医院，而且很难摆脱这种惯性。所以进行这样的对话非常重要，不仅要讨论我想怎么死去，还要讨论我想在哪里离开？在家里吗？美好的死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留下什么遗产？我想火化还是土葬？我有哪些绿色的选择？我们需要与家人和朋友进行这些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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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与者杨先生（Eric Yeung）在亡妻身患肺癌时悉心照料，现在他是癌症支持服务机构CanRevive的总裁。他说，公开谈论死亡是对许多文化传统的挑战，华人社区亦是如此。
“这是亚洲文化的禁忌，在很多亚洲社区，人们甚至不开口谈论癌症。他们不谈论不想去医院，去医院会遭报应。由于文化禁忌和文化差异，有些人也不愿意接受治疗。CanRevive 的部分工作就是消除这种隔阂。”
据联邦政府称，未来40年内，65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将增加一倍多，85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将增加三倍之多。新南威尔士州姑息治疗组织首席执行官布雷兹（Kirsty Blades）说，尽管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但很少有人会讨论他们的临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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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息治疗真正服务的是生活质量。但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过得好，意味着你需要思考对你而言什么是好好走完一生，迎来生命终结的方式。而这正是死亡咖啡馆和类似论坛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们有这样的设施和环境，可以围绕死亡和临终话题展开公开对话。这对人们来说非常有用，也非常有力量。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你被诊断出有生命危险时，才会进行有关死亡的第一次对话，这时你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离开。而这已经是你生命中压力极大的时刻了，因此，我们要鼓励人们在此之前就考虑这个问题。”
安杰洛对此表示赞成，并希望能尽快与她的现年50岁的双胞胎孩子讨论自己的死亡话题。
“我的孩子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和我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我不想让事情不了了之。我不想丢下事情不管。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害怕、打架或做任何出格的事。我自己也是一名葬礼监礼人，参加过很多葬礼，我知道亲人离世后家里中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想和他们谈谈。因为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最平常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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