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紧张关系的由来
过去几年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被解读成由经贸利益上的冲突所引发。其实，真正的紧张关系乃是军事领域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这一连串事件的开头，就是大多数国际观察家都不知道的中途岛对阵。
2020年初，中国的“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突然前往中太平洋海域，这支舰队由四艘大型舰船（包括052D导弹驱逐舰呼和浩特号（舷号161）、901综合补给舰查干湖号（舷号967）、054A导弹护卫舰咸宁号（舷号500）和815A电子侦察船天枢星号（舷号857））组成。这支编队进入了美国的军事要地中途岛海域，展开了针对美军的军事演习。
中国官方的《多维新闻》网站介绍，此次演习是“近年来首次以战斗姿态，进入西半球，‘逼近’夏威夷”。其战略意图是，“与其在‘内线’（第一岛链）疲于奔命，不如在‘外线’（第二岛链）主动进攻，以攻为守”；“时下解放军‘军事斗争准备’的最核心问题是统一台湾，夺岛时要阻止‘蓝军’从海上驰援台湾”；即迂回至大洋纵深，保证台海战场不被外军介入”。
美中关系就此进入了军事上的紧张状态。此后四年来，中国海空军不断在南海、东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与美国试图维持东亚稳定的海军力量展开了反复较量；同时，中国迅速增加针对美国的核弹头洲际导弹部署，构成了对美国的新军事威胁。所谓的中美冷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二、中美舰队对阵中途岛
关于中美双方舰队曾对阵中途岛的事实，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国际媒体都漏掉了这条新闻。只有中国国家安全部背景的《多维新闻》网站曾经详加报道（此网站已关闭）；而美国海军官网当时则有一条关于紧急出动航母编队、赶赴中途岛海域的相关报道，映证了中方的消息。
中途岛因1942年发生的一场美日海军航母大战而著名，那次战斗中，美国海军以少打多，用损失一艘航母的代价，击沉了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的四艘主力航母，从此扭转了太平洋战区日军占优势的战略格局。2019年上演的一部电影《中途岛》重现了当年的这场战斗。
自从二战结束，唯一曾与美国在军事上冷战对抗四十年的苏联海军，从来没有到过中途岛。因此，美军在它的太平洋腹地中途岛的防御是象征性的。美国显然没有料到，2020年初中国海军会突然前进到美国太平洋舰队防守海域的腹地，以挑衅性的姿态展开演习，并搜集当地的防务资讯。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美国海军的高度警惕，于是便从加州圣迭戈海军基地紧急出动了一支由罗斯福号航母率领的舰队，赶赴中途岛海域，与展现威胁姿态的中国海军舰队对峙。
中国官方一直指责美国挑起新冷战，而各国媒体上不少不了解中途岛对阵的评论人和记者往往也误以为，中美之间之所以出现了军事上的紧张关系，是美方挑起的。唯有了解了中途岛对阵这个事件，才能真正理解，最先发起军事威胁的，是中国海军的中途岛行动；而这个行动标志着，中国明确地表示出它试图改变太平洋海域的稳定与安全的战略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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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中美对阵中途岛
三、习近平访美：战略调整，还是战术动作？
过去几年来，中美紧张的军事关系也延伸到了外交活动方面，中国外交系统的高阶外交官与美国外交官会面时，中方官员连续采用“战狼”式外交手法。但是，最近中国的对美外交转向温和，其官方媒体又重新谈起了维护中美关系这样的话题。这次习近平决定访美，是代表着他要重新调整对美战略，降低双方军事上对抗的程度，还是只是有某些策略性的需要？
中途岛对阵之后的中美军事关系紧张，与Covid-19的爆发几乎同步，在此期间，中国与美国在多个领域里的冲突越来越多。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自然就不会做出访美这样的友好姿态。不过，习近平还是见过拜登，只是选择在第三国。2022年11月，在20国集团的巴厘岛峰会上，习近平与拜登有过一次过往九年来的首次见面。但这次见面的气氛，被两个半月之后发生的中国大型间谍气球进入美国上空、横穿美国全境的事件冲走了。
在中美军事关系这个层面，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Patricia Kim11月6日在研讨会上表示，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如果不稳定这个关系……我们很有可能陷入一场军事冲突，无论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这是对现实的中美军事关系现状的认知。
问题在于，习近平到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是为了与拜登会谈后，达到降低双方军事紧张局势的战略目标吗？看起来，似乎相信这种可能性的人并不多。而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中国研究主任Jude Blanchette认为，北京同意这次会谈，主要是出于经济层面的战术型考虑。
习近平这次亲赴美国，想要与拜登会谈，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中国经济每况愈下。习近平已经在国内做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努力，试图挽救下滑的经济，但看起来收效不佳。中国经济前景不妙，习近平希望现在与美国协商，多少为自己的经济解套。而拜登所希望的，则主要是防范两国军方出现危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附加的次要议题。
四、习近平的中国经济之虑
自从中国的疫情解封以来，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商界，都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充满了希望。但是，过去半年来，中国的经济却滑向了相反的方向，每况愈下。中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采用了各种想得到的方法和政策，却几无成效。华尔街率先表达失望，而中国政府要鼓舞民心，自然不能承认政策失灵。
10月20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财政和金融失衡严重，警惕中国可能爆发危机》。这篇文章点出了中国经济下滑的要害：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面临偿债困难，银行体系则严重暴露于这方面风险之下；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强干的技术官僚能把控形势，但传统观点可能已经严重过时；中国的财政和金融失衡状况已非常严重，将这个国家带入了一个未知领域，人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经济以及习近平的领导层，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这些压力。
11月上旬中国官方发布的经济数据，暴露出中国经济的几大麻烦。首先，中国出口连六降。从今年5月以来，每个月的出口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中国前十个月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分别下降5%、9.9%及2.9%。而在中国的外企进出口下降9.2%。
其次，外汇储备进入下降通道，从8月开始连月下降，离3万亿美元的心理关口越来越近。因此，习近平10月下旬专门去国家外汇管理局，督导该机构紧控外汇储备，仍未能刹住外汇储备下降的态势。我最近在《自由亚洲电台》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中国的外汇储备敲响警钟》，相关详情，此不赘述。
再次，中国10月的消费价格指数，无论是与去年同期比，还是与上个月比，都在下降；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指数已连续13个月下降。这表明，不管是消费市场上的需求，还是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都处于萎缩状态。
这些信号表明，中国经济恶化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已经开始危及到外汇储备了。这样的经济困境，确实会让习近平头痛；而各国企业面对中国经济萎靡不振的状况，也会陷入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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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支柱房地产业面临降价大潮
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选择了以房地产业为支柱的方向。城市居民因拥有房价不断上涨的不动产，自我感觉家庭财富迅速增加，满意度相当高。但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业最后被证明是个经济大泡沫，几年前这个泡沫开始泄气，瘪了下去。不管房产主们对未来房价抱持什么样的预期，现实是，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已经进入了降价通道。
面对这种局势，国人关心的是财产缩水，而外资担忧的则是投资泡汤。华尔街把恒大和碧桂园这两个房地产巨头拒绝偿付到期的几千万美元的美元债券，视为中国房地产业走向衰败的信号。国际金融圈曾经指望，中国政府为了国际金融信誉，会出手帮助这两家大企业度过难关，那它们欠下的国际债务就有望偿还了。然而，似乎中国政府既无力、也不愿帮华尔街的忙，宁可让华尔街大幅度降低中国企业的国际金融信用。
事实上，除了恒大和碧桂园，中国房地产业的其他大公司也度日艰难。比如，军方背景的中国最大的国有房地产公司保利，最近降价两成出售新房，但遭到广东惠州同小区已购房业主的强烈抗议，因为将导致这些业主的房产价值损失。结果保利在地方政府的压力下，只能取消降价方案。同样的情形也在武汉和厦门发生了。
现在，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只要求售，降价两成已逐渐成为买家的心理价位。如果说，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大跌已成定局，那么，四大一线城市如今也已面临房产的降价大潮，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的价值开始崩盘了。
从10月开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二手房挂牌量迅速上升，而成交量下降。这种情况下，降价求售就成了卖主的唯一选择，少的降5%、10%，多的一次性就降价15%到两成。一个小区降价成交一套二手房，整个小区各户的房产价值就明显跟跌。这样的状态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随着二手房价格下跌，在上海，目前房主出租手持房的租金价码也明显下跌，其中，面积大、地段好、过去深受外国租客欢迎的房子，租金降价的幅度更大。
六、中国经济下滑：偶然意外，还是意料之中？
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只是一个偶然、一个意外吗？倘若如此，那就属于暂时性现象；但如果经济下行与一系列趋势有关，那就属于意料之中的了。
我今年9月26日在本网站上刊登的文章《中国房地产业的兴与衰》，分析了中国经济支柱房地产业的命运。这里再介绍一下经济全球化大格局的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中国今后出口的下降是必然的；相应地，随着外汇储备越来越紧，以及国内消费者看紧荷包，中国未来的进口数量也会下降。
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变化，可以发现，中国赖以拉动经济的“世界工厂”，在过去15年当中已经出现了供应链逐步外移的明显规律。这个规律说明，经济全球化形成的“世界工厂”格局，并不是一个不可改变、不可逆的架构；相反，它其实是个流动的布局。
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以往一直有一种深深的误解，以为“世界工厂”一旦形成，就再也不会改变了，因为全世界都必须长期靠中国来提供制造业产品。而事实是，全球供应链早就从中国外移，这正是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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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GDP增速被指未达预期 中国经济的“几架马车”哪里出了问题？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过程，首先促成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然后供应链开始向中国转移。如果用全球贸易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这个比例在1970年是25%；到了2008年，则达到顶峰61%，那正是“世界工厂”最鼎盛的时候。然而，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外企开始转移，于是全球贸易额占GDP的比例进入了锯齿型平台，然后便缓慢下降，这个比例到2022年回到了57%，而且趋于继续下降。
成本上升只是全球供应链转移的动因之一；疫情期间海运成本的大起大落，增加了在中国的外销企业之大件商品运输风险；而中国扩军备战的国策，又进一步大大增加了在华供应链的政治风险。未来的东亚地区局势能否稳定，对全球经济活动的重新布局和对中国经济的前瞻评估，都有重要影响。事实上，中国的扩军备战国策，本身就是驱离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压力。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作者：程晓农，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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