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幸存者站出来的时候面对的疑问多于支持
-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完美的受害者”
- 我们需要建立“接受”而不是“羞辱”的文化
作为悉尼皇家阿尔弗雷德医院的高级咨询师,Neeraja Sanmuhanathan在很多人度过最糟糕的一天后开解他们并提供解决方法。
他在SBS新闻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性侵犯的创伤是充满暴力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的安全感,世界观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当幸存者站出来公开性侵犯时,他们经常面对的是我们社区更多的疑问而不是支持。最终,沉默可以成为生存的一种形式。
Neeraja在分析文章中说,谴责受害者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谴责受害者是强奸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强化了一个观念,即女人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八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如果一名女性在受到酒精或其他药物影响时被强奸,那么她至少要承担部分责任。”
Neeraja同时表示,对犯罪者的同情有助于责备受害者。
他说,“当我们试图使自己远离犯罪的可怕性质时,也可能会去责备受害者。我们无法想象这发生在我们身上,因此一定发生在与我们天生不同的人身上。我们很难接受在自己的后院发生的这些侵权行为。”
上个月,布列塔尼·希金斯(Brittany Higgins)公开表示,她遭到在国会大厦的一名男同事的性侵犯。Neeraja说,尽管存在使幸存者保持沉默的社会因素,希金斯勇敢地透露了自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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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成为“模范受害者”
高级咨询师Neeraja Sanmuhanathan认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我们经常希望性侵犯幸存者表现出足够的情感让我们相信她们,但不要过多,不然就成了歇斯底里或寻求关注。揭露的时机应该也应该是正确的,否则我们会质疑为什么她们没有足够快地提出来。他们应该是“模范公民”,否则我们会质疑她们的信誉。如果她们在被侵犯的时候喝醉,我们会质疑他们的记忆。如果清醒,我们会质疑她们的选择。”
作为完美受害者或幸存者的困境非常难以把控。许多受害者等待数十年才挺身而出,或决定根本不举报性侵犯。
由于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最近关于性侵犯的指控上,Neeraja认为现在是时候问问为什么幸存者并不总是马上挺身而出。
“当披露遭到负面回应时,可能导致幸存者感到羞耻。对公开的负面回应被标记为“第二次强奸”事件,这种现象被称为二次受害。挺身而出而经历负面社会反应的幸存者更有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
在澳大利亚,性侵犯案件的定罪率很低,司法程序可能很漫长。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在2017-18年度刑事法院的数据中发现,平均需要40周才能对性侵犯定罪。定罪率低,再加上漫长而复杂的司法程序,导致报警有所减少。
原住民,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LGBTIQ +社群的女性可能面临进一步的报警障碍。这些可能包括在他们的社区中受到会得到更大的污名,获得更少服务的机会以及以前在司法系统中的负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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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接受的文化
作为社区健康中的性侵犯方面的专业咨询师,Neeraja Sanmuhanathan提供“创伤知情服务”。这是一种面向幸存者的方法,并以安全,赋权,选择,协作和对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它使幸存者成为他们自己生活的专家。
他说,听到,相信性侵犯幸存者很重要,这不是他们的错。
“许多女性对自己被侵犯的时候被吓住而不是反击感到生气。但是,吓得不能动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最具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在处于危险中时受到进一步伤害。”
Neeraja说,“在咨询过程中,我们讨论了收集证据,以及报警的选项,还有如何安全地告诉亲人,如果幸存者想要这么做的话。在每个决定中最大化幸存者的选择,使他们能够感到有能力并获得控制权。”
统计数字可能会让我们震惊,但分享故事却为面对遭遇打下了基础。每位分享性侵犯故事的幸存者都在间接与另一位幸存者对话,并温柔地提醒她们并不孤单。
“但是,每一个负面回应也会与幸存者对话。没有完美的受害者或幸存者,也没有完美的创伤反应。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负有创造安全空间的集体责任,这有助于建立一种接受的文化而不是羞辱的文化。”
如果本文为您带来了问题,或者您担心自己认识的人,请致电1800RESPECT(电话1800 737 732)或致电生命热线(电话13 11 14)。
(Neeraja Sanmuhanathan获得了澳大利亚研究培训计划奖学金,正在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本文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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