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卡锡担任议长的众议院迅速设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 骂声充斥了中国的网络平台，比如“麦卡锡为对华鹰派提供了平台”、“‘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复活”、“‘弱主’麦卡锡切勿掉入自我编织的反华陷阱”，形形色色的标题不一而足，颇有“不信春风骂不回”之气势。其实，中国方面与其痛骂麦卡锡等鹰派，还不如研究一下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演变史中，堪称中美友好甚至接近“准蜜月”的那段时光（1972-2016年）缘何而来，缘何而逝，以便面对长期的“阴天”版。
阻击中国 麦卡锡只是顺势而为
麦卡锡这位共和党议长因成立“”而被中国批判嘲骂，不过，北京千万别以为中美关系能够“一骂引得春风还”，因为麦卡锡那张“阻击中国”的清单，上列各项事务并非麦卡锡首创，而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形成的对华政策趋势。
比如麦卡锡称，“我听两边同事说，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威胁很严重。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超越政党的问题。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是特朗普当政时期尤其是2019年以来美国朝野逾半人士的共识。
麦卡锡向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们说：“你想结束我们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委员会将对此进行调查。”“你想阻止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并将供应链带回美国？这个委员会将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结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尤其是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阻止中国在美的知识产权盗窃活动，是2019年3月特朗普开打中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中国“千人计划”内的美国教授损兵折将，最后导致华人教授痛感美国外部环境的不友好，只好惜别美国回到科研环境远不如美国的中国。
Speaker of the House Nancy Pelosi receives the gavel from Kevin McCarthy following her election Source: Getty / Getty Images
麦卡锡将上述问题列入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项目，打包给“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统一管理，是合乎美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始于特朗普时期，究其因是全球化陷入困局之后，美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重新定位的一种外交调整。北京要考虑的其实是这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与国家利益考量？如果中国有，美国当然也应该有。最重要的是，北京方面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维持友好是借哪个群体之力，这个群体在美国政界是否有延续性。
美国对华外交关键人物 北京按友敌划分
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阴天版”与“晴天版”交替出现，阴天版的标志是一位美国政治人物被宣传成中国人民的敌人，晴天版会出现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成为标志性人物。
司徒雷登——国共内战时期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1948年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一度收入小学教科书，尤其是那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小学生们过目不忘。
杜勒斯——第52任美国国务卿（1953年－1959年），被公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阐释者。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颜色”，“美国通过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争夺下一代”。
基辛格——第56任美国国务卿。中国人都知道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铺路而秘访中国。基辛格的对华政策被概括为：接触-合作-影响-改变，影响美国对华外交40余年，也因此获赠“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
彭佩奥——第70任美国国务卿。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还从未对任何一位白宫官员进行如此无礼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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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时代的对华外交：因一代中国通成势
基辛格一生访华近百次，2021年逾93岁高龄还曾访问中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北京刻骨铭心，赠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桂冠。不过，1970年代以来中美国关系并非基辛格一人之功，那是一代“中国通”共同努力推进的结果。这一点，中国方面很清楚：“美国的‘中国通’们既是引导美国民众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引路者，也是中美两国决策圈相互沟通、增信释疑的桥梁。中美建交之后长达40年的友好合作，与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们的付出与努力密不可分”。
美国第一代中国专家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稍晚于他们第二代中国专家如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都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代中国通不仅参与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还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深谙接触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美国“不战而胜”、“历史终结”所带来的那种骄傲，美国引领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所带来的那种自信，使他们对改造并引领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成为负责任大国有充分的自信。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部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是这些美国中国通当中的重要成员，著有《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2022年12月，他接受英文大纪元《思想领袖》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时，谈到当初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如何秘密帮助中国崛起：“我们在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有2300人，这一基本结构一直在继续——大使馆内有50个联邦机构与中国合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中国的对应机构科技部之间一度拥有60多项协议，便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迅速分享自己任何新的科学发现，同时资助中国各地的科学家和大学。该团队负责（向中国）提供情报、武器、先进技术、贸易，帮助创建机构。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局，我们创建了中国的疾控中心……”
美国对华外交团队帮助中国崛起的热情于此可见，但白邦瑞并未谈到这热情从何而来。实事求是地说，直到世纪之交，中国还未脱贫，专业人士来美交流访问，都需要美国出资邀请，因此，在中国崛起这前，这些美国中国通们的热情主要与信仰相关。他们大都是“婴儿潮”一代，其“中国情缘”有信仰因素。1968年，推动巴黎红五月的青年、美国反越战青年、日本赤军当时信仰的精神导师与领袖号称“三M”：马克思（Marx）、马尔库塞（Marcuse）、Mao（毛泽东），示威者高举的各种领袖画像当中有毛的画像。很多“1968年人”因为崇拜毛而向往中国并学习中文，认为中国文革是伟大的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这种因信仰而产生的亲近感移情到毛后的中国，才会在促成中美友好时、帮助中国崛起时不遗余力。
如今时代变了，这代中国专家不少被称为“拥抱熊猫派”，在特朗普时期对华外交的调整过程中，已相继淡出美国外交界，因此，中国对美外交失去了一只非常重要的友军。在此情况下，北京必须立足现实，学会在没有友军帮助沟通的情况下，如何展开对美外交，仅靠骂声无法重构“中美友好”。
本文作者为何清涟，中国经济学者，现居美国。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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