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健康诞生，号称“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而此时正值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在即。
这一消息被包括中国官媒人民网等在内的媒体转载，但仅仅数小时后，这一事件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
首先是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负责人称，此前并未收到项目的伦理审查报备，正在开会讨论此事。
随后，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发布《关于贺建奎副教授对人体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的情况声明》，声明中说，“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
紧接着，中国海内外122位科学家对所谓的“基因编辑婴儿”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26日深夜，中国卫健委发文称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从喜大普奔到集体声讨
这桩原本在网络上喜大普奔的新闻为何快速沦为集体声讨的议题？学界集体愤怒焦点首先在于技术背后的巨大风险。
在122位科学家通过微博账号“知识分子”发布的声明中明确说明，“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准确性及其带来的脱靶效应科学界内部争议很大，在得到大家严格进一步检验之前直接进行人胚胎改造并试图产生婴儿的任何尝试都存在巨大风险”，声明中用“疯狂”二字来形容将这项技术直接用于人体实验。
在澳洲学界也有学者站出来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悉尼大学基因组编辑项目的负责人Greg Neely副教授透过新闻稿说，“我们不知道在不同的人类遗传背景下靶向CCR5基因的全部影响，也没有必要那么急切地以牺牲无辜新生儿为代价去发现这一点”。
澳大利亚科学院也在其官微发布中文视频，指出这一行为极具破坏性（hugely damaging）。
是明知不可为而为？
对于技术背后的风险，贺建奎本人并非不了然。
在其个人博客上贴有一篇名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的文章，他在文中记录，“2017年2月初，大年初三。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CRIPSR基因编辑发明人JenniferDoudna，GeorgeChurch 等人组织了一次闭门研讨会，国际知名基因编辑专家、社会学家、伦理专家和政府代表共19名参加”。
当时，贺建奎提出了五大安全性问题，并且结论是“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而根据贺建奎提供给美联社的材料，一些科学家认为到目前为止测试还不足以排除基因编辑可能造成的伤害，还指出有证据表明编辑工作并不完整，至少有一个双胞胎看起来是由发生各种改变的细胞拼凑而成。
Scientist Qin Jinzhou looks through the lenses of a microscope in He Jiankui's lab in Guangdong, China. Source: AP
美联社的报道中同时称，即使编辑工作完美，没有正常CCR5基因的人面临着感染某些其他病毒（例如西尼罗河）和流感的高风险。
作为专业学者，贺建奎为何会在了然风险的前提下依然选择了：做！
在美联社对贺建奎的独家专访中，贺建奎说，“我自觉责任重大，不仅要开创先河，还要做出典范。”
但他同时是一个商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他于2012年7月在深圳创办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后陆续成为多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悉尼大学基因组编辑项目的负责人Greg Neely副教授认为这其中更多的动机可能是源于科学家个体对荣誉的追求，但他提醒说，“可能会为这种狂妄自大而付出代价”。
122名中外科学家在联名谴责中说，“潘多拉魔盒已打开”。
但贺建奎此前曾回应，“历史将会证明，伦理站在我们这一边（We believe ethics are on our side of history）”。
根据原定的行程安排，处于风口浪尖的贺建奎将在明天（28日）上午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