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 Kristen Sobeck
在即将公布的联邦预算案中，澳大利亚政府会否对单亲家长的育儿津贴有关领取资格进行调整？这备受关注。大家又是否了解有关政策在 2013 年被收紧？
最近，有关 2013 年收紧此规定的的详情已经被披露。
时任内政部长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在 2006 年将有关育儿津贴（单亲家长）的子女年龄资格门槛从 16 岁调低，迫使未找到工作的单亲家长领取（低得多的）失业救济金时，他说这会“帮助他们获得更高收入，并更好地融入主流经济生活”。
数年后，时任总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宣布计划堵塞漏洞，不再允许子女已超过 8 岁的单亲家长继续领取津贴，时任财长斯万（Wayne Swan）指这样可以“鼓励人重新投入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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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改变令生活改善还是变差？
直到现在，最新的行政数据使我们能够评估单亲母亲在子女满 8 岁时失去育儿津贴后的情况。她们找到工作了吗？她们是因为被迫工作而获得了更高收入，还是收入下降了？
布鲁尼格（Bob Breunig）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税收和转移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索贝克（Kristen Sobeck）对 2013 年颁布的改革所进行的研究发现，综合来看，单亲母亲（绝大多数是母亲）的收入减少了。
一方面，改革使一部分（约三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失去了收入支持，转而就业，从而增加了收入。
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却因而转向依靠其它收入支持或收入减少。
在独自养育孩子时，单亲家长在多方面承受不同压力。
重返职场障碍重重
是什么原因导致多数人（收入减少）与少数人（收入增加）？虽然我们的特定数据集无法识别两者分别的特征，但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长期获得收入津贴的人士在重返职场时往往面临重重障碍，包括疾病和/或残疾。对于单亲母亲而言，也可能是子女患病或残疾。
第二，更恶劣的原因是因为家庭暴力。
吉拉德实施此改革后不久进行的一项人身安全调查发现，有六成曾经有过伴侣的单亲母亲曾遭遇过伴侣暴力 ——这一比例高得惊人。
假如家暴是单亲母亲依靠福利的基本原因（而且很可能确实如此），那么，这些母亲要投入职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与双收入家庭相比，单亲父母在经济上面临更大的限制，他们的时间也受到更大的限制，例如要接送子女上学和放学、子女请病假、功课辅导等。
家暴加剧了这些限制，增加了他们对时间和资源的需求，需要寻找安全的居所、出席法庭聆讯，尤其是作为创伤的受害者，需要照顾自己（以及子女）的身心健康。
每当遇到抚养权聆讯、离婚诉讼、非抚养父母探望或子女赡养费到期日时，家暴造成的创伤也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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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
首先，就业增加而收入却没有增加，这似乎对儿童产生了不利影响。相互义务导致就业不稳定和报酬欠佳，结果是适得其反、弊大于利。
我们的研究显示，额外的相互义务对改善单亲母亲的就业结果帮助不大。
其次，面临重重障碍的人士需要有针对性的支援，得到识别并获得帮助去应付多方面的挑战。
家暴的影响难以估量
扩大个人化的支援可能并非易事，但地方层面的案例管理实验可以助一臂之力。新的财政评估部门将可以确保这些政策获得评估，并负责评估其结果。
同样重要的是，要能够衡量家暴随年月对幸存者及其子女的经济保障、就业和健康的影响，就像芬兰等国家所做的。
澳大利亚已有实行以上做法所需的数据库，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尚未允许将有关家暴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纵向数据连接起来。
如果欠缺这些数据集汇集而成的资料，澳大利亚有可能会有政策推出，包括那些旨在帮助遭受家暴的单亲母亲的政策，但缺乏评估其有效性的方法。
单亲母亲——无论是否从事有薪工作——都是社会中最努力工作的成员之一，她们应得到更好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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