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8月18日报道，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将于8月下旬赴美，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峰会做准备，以期届时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不管中美双方下一步的贸易谈判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中美之间始终存在一个谈不拢的话题，那就是，中国把“中国制造2025”计划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而美国的担心是，这个计划意味着用从西方国家“拿”来的技术压垮美国经济。
自从中兴公司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话题之后，中国政府和民间关于加大政府投入、解决国产芯片的讨论不绝于耳。这个思路其实是重走过去几十年中国军工领域技术开发的传统道路。中国曾经在军用装备方面部分实现了“弯道超车”，但同样的路数能在民用领域里畅通无阻吗？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国的政治、科技精英陷入了迷思，以为政府的扶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政府则深知财力和科技实力不足，为了“超车”，就往往依赖种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拿来”手法。西班牙《国家报》8月17日发表的《美中：战争背后的战争》一文，点出了这种“拿来”手法的后果，即中美贸易战的背后，其实是双方在科技领域内爆发的“战争”。也就是说，中美经济冲突的实质是两国在侵犯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假如今后中国没法再象以前那样“拿”技术，它能够独立自主地实现高科技领域的“弯道超车”吗？
China's industrial output rose 5.9 per cent in December from a year earlier, new data shows. (AAP) Source: Imaginechina
迷思之一：毛泽东时代的“弯道超车”第一波
中共在军用装备方面的“弯道超车”，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苏联提供的156个工业项目大部分服务于军用目的，为中共建设军用飞机、兵器和军用舰艇工业奠定了基础。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中断了技术援助。此后，中共在原子弹、导弹、卫星等领域的突破，既有苏联援助的基础，也靠中国专家自己的研发。文革时期当中国为自己拥有了完整的军工体系而骄傲时，一种信念也变成了社会共识，那就是，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同样可以成为军事强国。这种信念是如此地强烈，以致于今年中兴事件发生后，很多国人的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只要国家重视，不靠美国的芯片，我们也照样可以自主创新。今天之所以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弯道超车”第一波，就因为上个世纪种下的这一印象经久不衰。
但在这个通过宣传而造成的印象当中存在着一个迷思，这第一波“弯道超车”真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吗？当然不是，中国当初能建成初步的军事工业体系，并不全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关键的是，苏联不仅提供了技术、图纸、设备、样品，还派出了大量专家，手把手地教中国人。苏联人撤走后，这些技术、设备、图纸、样品基本上都留在中国，中国的军事工业体系就是这样用苏联模板，依样画葫芦，开始大量生产军事装备，再援助到越南、北朝鲜、阿尔巴尼亚。
这一波“弯道超车”让中国在短短的30年内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具有军工体系的大国。但是，因为中苏交恶，从5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不再继续无偿提供技术，中国军工体系的技术进步也停滞了。比如，一直到80年代，中国的歼击机仍然是苏联的米格式翻版。这说明，一次性的苏联技术援助并不能保证中国军事工业不断升级。当然，在“两弹一星”的研发过程中，苏联人有所保留，中国专家自己的研发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两弹一星”的研发模式能用到所有技术发展领域吗？恰恰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人陷入了第二个迷思。
Made in China 2025 Source: China Policy Institute
迷思之二：“国家攻关万能论”
毛泽东时代“两弹一星”的研发模式可以被概括为，中央重视、国家攻关、全国支援、重点突破。所谓的“国家攻关”，靠的是集中政府财力和全国的技术人才和实验条件，不惜工本，以达成项目目标。这是集权国家的体制优势，只有在集权国家才可能做到。毋庸置疑，这种模式可以针对有限的重点项目实施攻关，有可能取得重要进展，当然也有可能遇到瓶颈而搁浅。
“国家攻关”的优势是不计工本，缺陷也是不计工本。因为不计工本，凡是能得到“中央重视、全国支援、重点突破”的项目，就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进展，对此中国的军工企业和研究机构都深有体会。所以，如何将各研究机构的计划中项目列入中央的“攻关”范畴，是军工科研部门的首要任务；至于项目总成本，军工科研部门则往往不太关注，只要立了项，就成了“钓鱼工程”，以后再和中央政府慢慢讨价还价，不愁要不来资金、外汇。这种科研开发模式可以适用于军工领域，因为军用装备的开发只有中央政府一个“买家”，开发靠中央，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民用产品的研发，如果也走“国家攻关”这条路，那就未必行得通。且不说中央政府并没有无穷的资源可以包办所有行业的技术研发需要，更关键的是，民用产品的用户是千家万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有没有商业价值，要看用户是否买账。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闭关锁国，老百姓只能买国产品，哪怕质次价高，大家也只能掏腰包；但经济改革之后，进口商品开始挑战国产品，落后的国产品就失去市场了；一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外国消费者只看设计、性能、可靠性和价格，而国产品的研发如果不计工本，根本就没有商业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过不了价格竞争这一关。“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填补国内市场民用产品的空白，而是要到国际市场上争夺外国消费者，这种情况下，一种中国产品是否有商业价值，中国政府的评价毫无意义，一切取决于国际市场竞争。
当中国谈引进外资时，强调的是“中国制造”成本低廉，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但一谈到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高科技研发，马上就“切换”到“国家攻关万能论”，强调不计工本的“长项”。这种思维混乱，源自对民用产品技术开发的无知。在民用产品领域，“国家攻关”并非“万能”，因为政府的决策官员和科技专家不了解千变万化的市场需要，也没有成本和市场消费承受力的概念；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或高科技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国家攻关”模式不计工本的国内优势，实际上会变成国际劣势，因为中国产品的外国竞争对手不仅更了解国际市场用户的需要，而且拥有成本优势，外国公司能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除了产品性能优良外，主要还靠“节约工本”。
那么，在民用产品领域，谁应该是技术开发的主角呢？当然不是政府来组织科研公关，而是企业自主研发。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济界又存在着第三个迷思。
Shanghai Yangshan Deep Water Harbour Zone, Wikimedia, Alex Needham ((Public Domain)) Source: Wikimedia, Alex Needham ((Public Domain))
迷思之三：“背靠政府企业强”
背靠政府、依赖政府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当中有哪些优势、弱势？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很少讨论的；相反，当下许多中国的企业喜欢公开强调自己的政府背景和政府支持。这种“中国模式”的思维，关起门来讲，似乎是优势，打开窗子来看，却很可能是劣势，因为背靠政府、依赖政府的企业，其实是把政府体制的劣势引进了自己的外部竞争环境，使自己失去了自主创新所必须的动力和压力。
中国经济学界经常谈论国有、民营企业的活力，这在原则上并没有错。确实，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控制，只有一只眼睛看着市场变化，另一只眼睛总看着政府的需要；同时，在技术研发和国际竞争中，又总想借助政府的国际影响力“弯道超车”。这样，它们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部门的牵制，虽然可能获取政策便利，却也被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紧紧束缚着。政府可以帮助它们免除部分竞争风险，但政府的通例是不接受失败，所以这类企业的风险承受力非常之低。具体来说，一个中央政府的处长批准给某国企一些政策优惠，但绝不会冒失去自己乌纱帽的风险，去承担国际竞争当中的失败；国企的老总们也同样如此。中国的民营企业（不管其独立性如何），可能风险意识比国企要强一些，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民企往往也沾染了国企的“背靠政府企业强”这个毛病。
在民用产品领域，人人都会谈创新、风险两个词，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创新指的是对具体技术的发展前景和市场供求作出判断，然后下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去开发。风险指的是，创新的结果一般都是广种薄收，既可能是技术研发碰壁，也可能是市场不接受；不管出于哪种原因，一旦失败，唯一的买单者是企业所有者和外部投资者（包括股东和风险投资人），在这方面，市场不相信眼泪。在国际市场上，技术创新的唯一检验标准不是政府评价，而是市场价值，即市场认可、消费者认可；而通过技术创新取得市场成功的，永远是创新者当中的少数，大多数创新者都会经历反复的失败和痛苦。许多国人只看见美国高科技公司竞争胜利者的荣耀和骄傲，却毫不在意竞争失败者的眼泪和委屈，因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要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每个公司的老总都会成为比尔·盖茨。实际上，在技术研发的征途上，平均而言，失败的可能性高达七成到九成。
在西方国家，市场竞争的成功者靠知识产权费来回收研发成本，而失败者打了水漂的投资靠投资者默默地消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总被侵犯的原因；否则，局面就会变成，美国的成功技术被剽窃，研发投资收不回，而失败企业的成本不断消耗美国的国力。“中国制造2025”计划里设想了种种“弯道超车”的可能成就，却独独忘记了，准备让多少中国企业充当失败、破产的牺牲者。这恰恰说明，一心只想实现“弯道超车”的中国政府，并不真懂民用技术研发的风险和巨大代价，它既想“超车”，又不愿意让国有企业或准国有企业为了“超车”而在研发中破产，最后，很自然地又回到了“补贴”国产品去挤占国际市场的“不计工本”模式。这正是中美贸易战的另一个主要话题。
在中国目前的技术研发环境下，搞军用项目，不计工本，只求成功，大体上马马虎虎，做不到一流，二三流是可能的；但在民用技术研发方面，这种模式就不太灵了，要么是企业依赖政府支持而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力，要么是企业只搞短平快的“快速来钱”技术。民营企业通常舍不得长期大投资扶持基础研究，而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垫底，应用技术的开发便只能靠抄袭模仿。如今中美贸易战敲响了警钟，侵犯外国知识产权很难再成为“弯道超车”的重要助力，于是，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的自主创新又回到了自己的老问题，目前这种政府控制企业、企业依赖政府的体制，真能帮着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吗？
声明：作者程晓农，博士，中国经济学家、转型问题学者、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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