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顿(John R. Bolton)去职,引发全球一片欢呼声,不免让人想起他2018年3月就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一职时,全球深度担忧并发出一片反对声。昔日对他的就职表示担忧,自然是因为他的主张对担忧者有碍;如今对他的去职欢呼,自然是欢呼者感到压力解除。那么,博尔顿的国际战略主张对美国到底意味什么?于美国的长远利益而言,他的主张是否真错了?博尔顿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第三任国家安全顾问,与前两任不同,博尔顿有明确的国际战略主张,曾在里根、布什父子三任政府任职,2005年曾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作为美国鹰派主力,他的主张早就为世界熟知。
博尔顿上任,国际社会发愁为哪般?
从博尔顿将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传闻出现,国际社会就毫不隐瞒地表达担忧与反对意见。
联合国不喜欢博尔顿的原因,在于他对联合国的基本否定态度。早在1996年,博尔顿就公开发表《联合国的创立与兴衰》(The Creation, Fall,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Nations)一文,直接表达过对联合国的看法。他将联合国的兴衰史与美国总统更替结合在一起考察,把联合国的历史分为1945-1985和1985-1996两段,高度肯定了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联合国政策,并批评了克林顿政府的联合国改革计划。他指出,美国没有任何义务支持联合国的各项计划,联合国只有在维护美国核心利益方面,才是有用的。
从联合国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工具这一核心思想出发,博尔顿提出五项主张:1、新的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推进改革;2、坚持传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但美国必须掌握领导权;3、安理会的成员数量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不能改革;4、联合国应实行财政改革,会费由成员国自愿支付;5、面向现实,把联合国看作众多可供选择的工具之一。
联合国早就成了世界各国的象牙塔政治俱乐部,美国出钱最多,但领导力却日益衰减(这符合不少国家愿望),穷国不出钱,却享有相同的投票权。尤其是新崛起的中国,更是将联合国看作自己获得世界领导者地位的重要舞台,对博尔顿这种主张自然非常反感。博尔顿对联合国还有诸多不敬之词,比如在1994年的一次演讲中,讽刺联合国人浮于事的低效扯皮;说过“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有38层高,如果少掉10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公开场合更是表示:“不存在联合国这种东西,只存在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只能由唯一幸存的超级大国领导,这个超级大国就是美国”。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全球化要让全球变成地球村,村长如同联合国秘书长那样,由各国(尤其是小国)轮流当,博尔顿这些主张自然不受联合国及全球主义者待见,欧盟各国、美国民主党是全球化的拥抱者,当然更不喜欢。这就是博尔顿当初的来引发悲声,今日的去引发欢呼的原因。
博尔顿去职,伊朗中国欢喜欲狂
博尔顿对伊朗的态度并不出人意料。早在2003年6月他接受BBC的采访时,就说过“在伊朗问题上,所有选择都在考虑之中”。这个“所有选择”当然包括武力。
2018年1月25日,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在其母校耶鲁大学做了一个专题讲座《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外交挑战》,有人将其讲座内容记录概要公之于世。据概要记述,博尔顿演讲之时开门见山,指出美国外交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两大战略挑战和两小具体挑战,或者说两大威胁和两小威胁。所谓“大威胁”一个是俄罗斯,一个就是中国。 而所谓“小威胁”,一个是指以伊朗、朝鲜为代表的非法拥核国家对核不扩散体系、地区安全局势,以及整个国际秩序造成的挑战——博尔顿在小布什政府做助理国防部长,主导军备控制,这是内行话。另一个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尽管ISIS已经被打败。博尔顿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挑战其实是继承了前任政府的烂摊子,具体来说就是奥巴马政府八年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强势外交应对不力,不敢针锋相对,导致两国力量和影响力节节上升。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最有可能对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造成打击,并认为只有硬碰硬才能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有学生提到美国要同时对付俄罗斯和中国两大强国是否不明智,是否应该联俄制华?博尔顿回答说俄罗斯其实也是美国的一大威胁,不过长期来看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应该缓和,但是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没有可能性,这也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约束,他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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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和平主义的全球化时期,博尔顿的观点在其他学者眼中看起来非常偏激,不值得认真对待,有人认为博尔顿的观点会把美国带入灾难,也不看好他代表的观点能在美国政坛掀起波澜。 据会议纪录者说,此次邀请博尔顿来讲座的事情在法学院内部还掀起了一场争论,关于是否应该邀请这样一个争议人物来讲座,民主党派的学生和共和党派的学生在邮件群里互相对骂。
这次讲座开办之时,正是外界传言博尔顿将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之时。耶鲁大学师生对他的态度也是后来美国社会对他态度的袖珍版。联合国、中国、伊朗当然非常不喜欢博尔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9月11日解职消息传出,新华社立即发表《博尔顿:被驱逐的白宫“战争狂人”》、《博尔顿:被特朗普终结的“条约终结者”》,甚至还斥骂他是“冷战僵尸”,毫不掩饰欣喜之情。伊朗则认为,博尔顿被“炒鱿鱼”显示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失败。
博尔顿生不逢时,早产了10-20年
特朗普的当选,是全球化及其理念被世界奉为不可挑战的“圣经”之后遇到“回水湾”之时,这个“回水湾”就是全球化让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受益,产生了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中产阶级,美国却面临中产阶级人数萎缩、穷人增多的困境。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如果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国内的不平等,则自然会忽视全球的不平等,因此引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我在《支撑全球化的基石正在动摇》(VOA,2016年8月18日)一文中,分析了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出现的全球化与本土利益的冲突,西方国家无法承受之重,难民潮带来的福利分享与价值冲突等,特朗普赢了美国铁锈地带的选票,在于民主党的铁票仓蓝领工人对民主党的集体背弃。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政治主张,与博尔顿奉行的“美国主义”的方向是一致的,特朗普的连续退群(退出联合国一些组织)也与博尔顿对联合国的批评态度一致,这是博尔顿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助理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一年零五个月,比前两任的时间长得多。只是二人位置不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在达成目标的手段(战术)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博尔顿认为用武力可以解决伊朗问题。而特朗普总统身处华府各种政治旋涡之中,用一切武力之外的软手段达成目标是其主要战术。身为总统,他必须要考虑政治上的可行性(国会是否同意)、美国国力能否支撑一场结局并不明朗的战争。更何况,他还必须要考虑明年的大选。因此,当博尔顿这只“鹰派中最强硬的鹰”非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之时,特朗普认为他给自己团队其他成员带来了困扰,只得请他辞职。
(The New York Times) Source: The New York Times
这一点,特朗普是对的,此时的美国,莫说民主党反战,就连特朗普支持者也未准备好战争。解决世界冲突的终极手段是战争,但绝对不能轻启。美国对中东地区发动多次战争,但历史经验告诫白宫主人,终结远比开打难;象伊战那种虎头蛇尾的战争,不打对任何一方都是好事。
纵观全球局势与美国今天的状况,美国如果不甘于成为欧洲,需要深知美国利益所在的“博尔顿们”。对博尔顿来说,他已年逾七旬,为白宫服务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但对美国来说,一位具有全球战略眼光而且直言不讳指出全球化之弊并坚持美国利益至上的战略家,并非每时每刻唾手可得。博尔顿的悲剧在于他早生了10-20年,现阶段的美国还不太懂得他的价值。
作者:何清涟,中国经济学者,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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