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的扩张靠多造舰、造大舰，而造军舰依靠优质钢，这方面中国严重依赖优质铁矿石进口，进口铁矿石当中澳洲占一半。这样的进口铁矿石依赖，其实反映出中国离不开澳洲的铁矿资源。一方面，中国的富铁矿资源似乎已接近枯竭；另一方面，中国剩余的铁矿储备在技术上难以开采。今后，中国会继续维持对澳洲铁矿石的大量进口，但其海军的扩张却具有危险性。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源依赖国的难题
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有几十年了。许多国家都已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这个新兴的制造业大国以自己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产品供应链而自豪，而且认为，世界各国都离不开中国产品。更多的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的氛围里，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技术和零部件生产链，因而成为全球化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还有很多具有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则通过向许多国家提供能源或制造业大国所需要的矿产品，在经济全球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有难以动摇的地位，澳洲就是这样的一个矿产、能源和农产品的出口大国。
多年来，虽然中东地区出现了一些扰动，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分布格局基本上没受到重大冲击。但以俄乌战争为转折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了经济制裁，突然之间不少大国发现，经济全球化因此受到了重大冲击。这个冲击不只是短期内欧洲部分国家的能源供应面临危机；更重要的是，对俄国的经济制裁揭示了一个以往经济全球化年代里从未被重视过的问题，而这是个早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就发生过的老问题，即资源提供国与资源依赖国的相对地位差被凸显出来了。
俄乌战争开始后，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暴露出了资源依赖国的窘境，而俄国这个资源供应国却掌握着某种主动权，可以用天然气供应为手段，迫使德国等国家为俄国提供支撑俄乌战争的经费。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不付卢布，德国为何能继续购买俄天然气？》。此文解释说，德国采用了绕道付款的方式，即德国能源进口商在俄国的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两个账户，一个账户汇入欧元，换成卢布后用第二个账户支付给俄国。这种做法得到了欧盟的默许，因此，德国和俄国实现了“双赢”。这个所谓的“双赢”就是，德国获得了必须依赖俄国提供的天然气，保证了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俄国则瓦解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获得了维持战争所必须的经费和外汇。
很显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大日本帝国实行石油禁运的老问题，到了21世纪，仍然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绕不过去的难题，即资源依赖国很难在重要经济资源的供应方面摆脱被动。
二、中国已经成为资源依赖大国
中国虽然一向号称“地大物博”，但经济发展加快之后，“地大”这个特点没有变，而“物博”则昔是今非矣。李克强总理5月25日在全国各级政府十万干部参加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到，中国七成的制造业企业要依靠进口零部件维持生产。这个说法表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本国的自然资源和制造业供应链再也不是维持经济运行的唯一条件；相反，来自各国的零部件才是中国工业生产须弥不可或缺的。
实际上，在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同时，这个国家也已经变成了资源依赖国。除了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严重依赖进口零部件之外，中国国产的能源和矿产品因资源不敷使用，也严重依赖进口，其中，石油和铁矿石构成了中国进口依赖的两大难题。
在石油方面，目前中国每年的石油消费量达7亿多吨，其中进口石油占5亿多吨，进口依赖程度高达七成。为分散进口风险，中国从多国进口石油，其中55%从中东国家进口，20%从俄国进口，巴西和安哥拉各占10%。中国与这些国家没有对抗关系，但石油的运输通路却可能受阻，让中国时时担忧。
中国的石油进口依赖与澳洲无关，而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却与澳洲关系密切。中国的铁矿石储量位居全球第四，有200亿吨，但铁矿石能不能用来炼好钢，取决于它的质量，即含铁成分高的富矿有多少可用。中国的铁矿石储量当中贫矿石占99%，也就是说，真正的高质量富铁矿极少。这样，中国就需要大量进口高质量的铁矿石，这类铁矿石主要从澳洲和巴西进口，全球四分之三的高质量铁矿石都被中国买去了。近年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当中，八成由澳洲和巴西供应，而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总量里澳洲占一半以上。可以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依赖，其实就是对澳洲铁矿资源的严重依赖。
中国是北半球国家，历史上从未与南太平洋地区有密切关系。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兴趣突然变得越来越浓厚，而且不惜投入大量资金，试图在南太平洋的岛国进行渗透。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投入，与中国海军向这一区域展开，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澳洲的警惕。
同时，这种状况也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如果继续向南太平洋地区渗透扩张，会不会影响到它对澳洲的铁矿石依赖呢？海军的扩张其实就是多造舰、造大舰，而军舰无非是用优质钢建造，一个依靠铁矿石资源供应地的军事大国，却对这个资源供应地施加压力，这不是自断手脚吗？
三、中国的铁矿资源储备严重不足
其实，中国非常关注这个铁矿石供应困境，当它贯彻壮大深海海军这个既定军事战略时，它也在千方百计地研究国产铁矿石的替代供应来源。然而，最近中国的黑色金属矿勘探和矿山开发却遇到了瓶颈，首先是找不到需要的新铁矿储备。
上文提到，中国去年以前的铁矿石储量是200亿吨，但并不是所有矿石储备都会变成炼铁进而炼钢的原料。首先，中国铁矿石的铁含量只有30%多，这意味着矿石中的六成以上是矿渣；其次，铁矿属于共生矿，常伴生各种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当中，有些是对炼钢有害的，比如硫，所以必须在冶炼过程中设法排除，如果技术上做不到，这样的铁矿石储量就属于不可利用的部分。
中国已有的铁矿储量当中富矿只占1%，剩下的矿石都是不太适合生产高级钢材的原料。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必须依赖澳洲铁矿石的原因，因为澳洲铁矿石的含铁量高达48%，要冶炼高级钢材，当然只能是用优质矿石。2021年中国的粗钢产量为10.3亿吨，按1吨粗钢需要用1.6吨富铁矿石来看，可以说，中国的钢铁工业几乎是一个基本上依赖外国矿产资源的部门。
一个国家未来的铁矿储量能否增加，取决于地质勘探能否发现新的大型富铁矿。然而，在这方面，中国只有坏消息，却没有好消息。今年5月17日中国矿业网发布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地质勘查行业发展成就——地质找矿成果》，这是2016年到2020年期间的最新地质勘探结果。据这个官方报告的信息，在这五年当中，中国找到的新增铁矿资源总共是8.55亿吨，可是绝大部分仍然是贫矿，其中富矿只占5%。富铁矿勘探方面，山东禹城发现的一处铁矿储量只有1,500万吨，青海格尔木市另一处的储量约2,600万吨。与中国每年进口11亿吨优质铁矿石这样庞大的需求相比，这可怜的4千万吨实在是杯水车薪。
多年来中国引进了大量地质勘探先进技术，勘探手段已今非昔比，但先进的勘探技术并不能保证找出需要的富铁矿。很可能，中国虽然国土广大，但潜在的富铁矿资源已被发掘殆尽了。这从过去五年的勘探进度也可以看出来，那过去五年的8.55亿吨新增铁矿储量中，差不多六成是2016年到2018年找到的，而2019年和2020年几乎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勘探成果。这个局面有可能延续下去，因为地质勘探是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从初步勘察到密集钻探，再到完成矿产勘探报告，历时多年；如果过去五年里没有已经完成初步勘察的成果，那接下去的五年里很可能依然找不到富铁矿的新增储量。
四、中国的已有铁矿资源无法开采
中国的铁矿资源困境还有第二个侧面，那就是，即便中国用质量差的贫铁矿石冶炼钢铁（那样的钢铁制品虽然不能用来造军舰，但至少可以用作建筑钢材），这在中国也成了难题，因为现有铁矿资源的井下开采遭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难题。
这个难题的原因是，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在地面上露天开采的新增铁矿资源了，而上文提到的铁矿储量大部分都埋藏在离地面几百米以下，必须挖掘深井来采运矿石。但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成功的开采这样的铁矿石所适用的技术，中国自然也只能望铁兴叹。一个试图在军事上崛起的大国，在军工的“粮食”优质钢材这个问题上，遇到了本国自然资源和开采技术难以逾越的“卡脖子”状况，其风险不亚于进口石油断供的严重性。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2019年的一份题为《金属矿深部开采现状与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指出，未来10年内中国的地下铁矿开采深度将超过1千米，其中最大开采深度可达到2千米。深部开采既是中国金属矿开采面临的现状，也是非常现实的难题。
其中最大的难题是，矿井深度超过8百米之后，传统的用钢丝绳提升机把矿石从井下运上来的设备就越来越不安全；深度超过1千8百米之后，这种设备就完全不能用了。而目前能替代的应用高科技的设备尚处研究阶段。其次的难题是，开采深度越深，矿井内发生地下岩石崩塌破裂的概率越大，造成矿井被埋的可能性也越大。第三个难题是，深部开采的井下温度超出人体的可承受能力。比如，安徽庐江的罗河铁矿在700米深度时岩石温度是38到42度；庐江泥河铁矿870米深度时岩石温度是41度。而中国《地下矿山安全规程》规定的井下标准温度是，“采掘工作面空气温度不得超过28度”。只有建成大型井下制冷和空气循环系统，才可能让矿井处于正常操作状态，而这在技术和成本上都非常艰难。
目前世界各国用深井开采的主要是金矿之类的贵金属矿，其矿井深度可以超过2千米。因为贵金属的价值高，所以采矿公司能消化深井开采所需要的高成本。但是，铁矿的经济价值远远低于黄金，钢铁厂能够承受的铁矿价格也无法容纳深井开采的巨大成本。就算中国可以不计工本地研发国外开采贵金属（金、银）深井矿产的技术装备，同时安装巨型的井下制冷和通风设备，用来开采低品位的铁矿石，其经济代价会让采矿公司难以承受；如此则采矿公司只能靠国家长期投入大量补贴，才会维持矿石采运。然后，铁矿石的成本就会变得和黄金那样昂贵。
实际上，中国无法指望用深井开采的国产低品位铁矿石来生产高质量的军用钢材，中国海军的扩建最后还得依靠澳洲的优质富铁矿。但对澳洲来说，继续对中国出口大量铁矿石的机遇和中国海军扩建后对南太平洋的威胁，两者始终是共存的。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作者：程晓农，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旅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