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 月以来，国际投资界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出了状况。西方风险投资行业吃错螃蟹，购买中国房地产界“一哥”等公司的债券面临的违约风险，以及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部门脆弱性加剧等等现象， 均表明中国金融稳定的底层基础正在恶化。但另一方面，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持续两年增长，中国对外投资尤其是对英、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非金融类投资却不受欢迎。
数据显示的世界正面临政治经济的重新组合。
国际投资升降过程的中国因素
先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20年的降：
早在今年1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又称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第38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骤降，从 2019 年的 1.5 万亿美元下降至 8,590 亿美元，降幅达 42%。2020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跌破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谷底，跌幅超过 30%。
报告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2020年这轮下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 69％，降至 2,290 亿美元。流向欧洲的投资降至-40 亿美元，其中有多个国家为大量的负流入。美国也大幅下降（-49％），降至 1,340 亿美元，只有流入英国的投资下降为零。
但发展中经济体的下降幅度只有 12％，降幅远低于发达国家，约为 6,160 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例达到 72％，达有史以来的最高比值。其中，中国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全年增长了 4%，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其次为印度，增长了 13%。作为过去十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引擎，流入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31%。
这数据表明，中国是拉抬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力。
再说2021年上半年的升：10月19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估计达到8520亿美元，其中75%集中在发达经济体。2021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估计达到4240亿美元，是2020年异常低水平的三倍多。欧洲几个大型经济体出现了可观的增长，平均只比新冠大流行前的季度水平低5%。美国的资金流入增加了90%，完全是由跨境并购激增所驱动。
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也大幅增加，2021年上半年总额为4270亿美元，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增长加速（+25%），中美洲和南美洲恢复到接近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非洲、西亚和中亚的其他几个经济体也有所上升。
联合国贸发会议新闻稿未提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中国商务部8月发布的数据为：2021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6078.4亿元，同比增长28.7%；
中国投资发达国家受阻
但中国的海外投资却有所下降，10月21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1-9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27.6亿元（折合807.8亿美元），同比下降5.2%。
中国向外投资受阻，主要在西方世界，这些国家不欢迎的原因基本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一是美国。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在今年5月1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新冠疫情和美中紧张关系加剧的情况下，美中两国去年的直接投资降至159亿美元，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还不及2016年700亿美元投资额的四分之一。这一下降是双向的，2020年美国对华投资为87亿美元，同比下降约三分之一，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该报告发表几乎同时，现任国务卿布林肯要求特别审查中国对美的战略资产投资。
二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和澳大利亚毕马威（KPMG）合作发布的《揭秘中企在澳投资报告2021》显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额从2019年的 24亿美元（34亿澳元），降至2020年的19亿美元（25亿澳元），下降了18%。投资项目的数量是2019年的一半。这是2016年以来，中企在澳投资连续第4年下降，投资金额下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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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三成中国投资人称在澳“不受欢迎”
报告的一位作者、悉尼大学中国商业和管理教授杭智科教授（Hans Hendrischke）认为，商业企业、以及各州和领地政府对中国企业投资大多持支持态度，而联邦政府和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则没有那么支持。报告联合作者、澳大利亚毕马威亚洲及国际市场主管道格·弗格森（Doug Ferguson）认为澳大利亚投资的下降反映了许多因素：“包括中国在全球投资的重点从经合组织国家转移、新冠疫情旅行限制的明显影响以及澳大利亚更为严格的监管审查”，并认为这些因素反映了澳大利亚政界和公众对中国投资的敏感性。
这对中国打击较大，因为澳大利亚矿业是中国最看重的投资对象，占中国在澳大利亚总投资的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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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欧盟。2020年中国对欧盟和英国的直接投资同比下降45%，仅为65亿欧元。尤其是英国，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77%。尽管如此，欧盟与英国还是不欢迎中国投资。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认为中国是欧盟的一个“系统性对手”和“战略性竞争者”，颁布了一个关于投资的新规定，容许欧盟委员会就一些影响超过一个成员国“威胁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项目发表意见。如果建议的投资可能影响一些多个欧盟成员国合作的计划，如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等，欧盟委员会也可以提出看法。但是投资的最终否决权在于投资受惠国。继而于5月暂缓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受到歧视。
英国态度与美、澳、欧盟相同，10月下旬，上任不久的英国外相特拉斯女士指出，在关键基建上不能依赖高风险的供应商，而要确保英国跟“可以信赖的伙伴”合作。她的言论显示，即使英国不会将中国投资拒于门外，但中方只能在非战略领域投资。
外资涌向中国，是因为这些资本集团认为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均不如中国；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受欢迎，但在发达国家却因安全考虑而被限制拒绝。这对一直想在发达国家加大投资的中国是个打击。中国当然也知道目前政冷经热的尴尬处境，官方背景的全球化智库于今年9月推出一份研究报告——《中美关系走向对在华跨国公司的影响》，其中对如何笼络美国在华公司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对策。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中国坚信两点：西方国家对华态度，美国仍然具有关键影响，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余的都可慢慢解决。欧盟以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作为由头，有过美国20多年人权外交的经验，中国并未当真。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仍然寄希望于中美关系恢复，美国政府也表达了这种中美经济再挂钩的愿望。其他国家则只能边走边看了。
作者：何清涟，中国经济学者，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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