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和维州的大量降雨也许消解了浓烟与烈火，然而，对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则被预计将会继续如火如荼。
曾经，由于推行积极的气候应对政策，工党领导人吉拉德、陆克文在政治争斗中失去领导地位。自由党总理特恩布尔也因为推出顾及碳排目标的国家能源保障计划，不抵党内反对而黯然下野。这些政治现实让接任的莫里森总理从此回避能源保障计划。艾伯特此前几次因为坚持保守气候政策而赢得政治争斗的胜利，但后来在传统保守选区输给了环保活动家。
气候变化话题似乎一触即燃，成为了澳洲政坛极具“杀伤力”的火点。
由于澳大利亚经济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电力主要有燃媒获得，碳排成了澳大利亚政治角逐中一个很容易触礁的领域。
2019年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未来10年中，有64％的澳大利亚人将气候变化列为对澳大利亚切身利益的10种潜在威胁之首。这项民意调查是在当前的丛林大火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的，但与五年前的洛伊民意测验相比，它仍然显示出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增加了14分。相信目前比例会更高。
81％的澳大利亚人担心气候变化将导致更多的干旱和洪水。同一项澳大利亚研究所的民意测验表明，有64％的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的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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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选情变化看，以前在澳大利亚可以因坚持保守碳排政策得分，今后很有可能因为维护保守碳排政策而失分。这是当今各派政治力量及政治家们需要留意的。
前新南威尔士州消防与救援专员格雷格·穆林斯在《先驱报》上写道，目前的丛林大火是空前的，这样的悲剧应该使澳大利亚人团结一致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当下澳大利亚的平均温度比长期平均温度只是升高约1摄氏度，火灾季节就开始更早，许多地区的“累积火灾危险”正在增加。但现在转变还为时不晚。当前的丛林大火紧急时刻是一个警醒时机，它让我们有机会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对个人，社区和环境造成的许多成本，并激发政客采取行动。让我们为实施重要的气候变化政策做好了准备。他敦促，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更积极的政策应对措施，包括为净零排放设定一条可靠的途径，并为可再生能源定义明确的政策路线，例如到2035年用清洁能源取代现有的燃煤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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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面预测，干旱的增加每年将给澳大利亚带来73亿澳元（53.4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每年损失全国GDP的1% 。这个损失只是干旱本身，而火灾及其他灾难的直接、间接损失应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有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缺乏可靠的国家气候政策来减少温室气体污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实现甚至比较保守的2030年26-28％的减排目标。除非我们领导全球范围内的努力，以明智和务实的政策平衡我们的全球责任，以减少煤炭排放和减少污染，否则将失去更多生命，也不能确保我们的环境和经济未来。
前总理特恩布尔告诉媒体，如果能源部分不能迅速摆脱对碳依赖的现状，澳大利亚兑现对巴黎协议承诺的减排目标希望渺茫。自由党如果继续缺乏稳定的碳排政策，其代价将是阻挡这个国家在新能源领域的急需的投资。他还透露，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投资商向他表示，目前他们的公司避免投资澳大利亚，原因是澳大利亚没有这方面政策，因此在澳大利亚做能源投资具有政治风险。这位前总理表示，能源领域呼吁澳大利亚出台稳定的能源政策。
另一方面从经济的角度看，2008年的Garnaut Climate Change Review（中文译作《郜若素气候变化报告》）的作者Ross Garnaut教授表示，澳大利亚对气候变化具有“特殊敏感性”，但也有使用“有效政策”帮助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特殊机会”。澳大利亚有成为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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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naut在他的新书《超级大国：澳大利亚的低碳机遇》中指出，澳大利亚人均拥有可再生能源的自然资源优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也远超我们的东北亚客户。澳大利亚也可以通过使用低排放技术将我们的铁矿石转变为钢铁来“开创繁荣的新纪元”。如果将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氧化铁和一半的氧化铝出口转换为金属，由此增加的价值和就业机会，将远超目前出口煤炭和天然气的总和。如果充分利用丰富的低成本电力，澳大利亚可以成长为后碳世界所需的全球主要矿物生产国，例如锂、钛、钒、镍、钴和铜，也可输出氨与氢气，还有可以通过高压电缆向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直至亚洲大陆输出电力。
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森林和林地资源，使其在用于工业生产的生物原料中具有优势。澳大利亚还有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捕获和封存土壤、牧场、林地、森林、人工林中大气中碳的巨大机会。在全球共同努力中，澳大利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将升温保持在2C或更低的水平上，而且这将显示出经济收益。
由于欧洲对高碳产品的进口限制，未来必将增加低排放产品的进口。欧盟将需要澳大利亚出口的零排放产品，将来这方面出口的潜力巨大。这将是澳大利亚一个很好的机遇，不应错失。问题是澳大利亚是否由此打算拥抱这一机遇，并付之行动开始准备了？
随着全球范围的应对气候变化深入人心，低碳技术创新将最终获得突破，随后突然间，随着企业和政府领导人都意识到了澳大利亚的巨大商机，政府政策将朝此倾斜，大量资本因此进入，人类会进入最后一波热潮。
Climate change has dominated Australian politic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Source: AAP
但这里有一个阵痛的过渡时期，这个阶段是本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收入可能有显着（但可控）的牺牲，随后的收益将增长到本世纪下半叶及以后。换句话说，先是几十年的损失，其后是更大的长久的收益。
在这巨大的挑战及机遇面前，澳大利亚能否经受挑战机抓住机遇，这有赖于一个有远见、有魄力、有全局观、有责任感的政党，一个有雄心大志政府及其他的领导人。
如果澳大利亚要在零碳世界中实现其巨大机遇，它将需要一个政策框架，包括三个关键步骤：
- 监管体系必须重点关注电力供应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政府必须支持输电系统的改造，以允许高质量，可再生能源向远离现有输电网络的地区大量供电；
- 联邦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对可再生电力的新投资来确保澳大利亚具有全球竞争力。
目前看来，似乎澳大利亚企业领袖们比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者更有前瞻眼光，更加积极关心气候变化并寻找适应对策：在对1200多位商业领袖的调查中，澳大利亚公司董事提名气候变化为他们希望政府长期解决的头号问题。
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比我们面临的任何战争都更加严重，影响更大。气候变化在澳大利亚造成的死亡人数多于恐怖主义所造成的，所以澳大利亚国防军甚至将气候变化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前总理特伦布尔也持同样观点。
政府是否感知政治格局变化及时代脉搏的跳动而顺势而为？我们拭目以待。
（注：以上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SBS立场；本文作者：张智森，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