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3岁的中国留学生胡先生去年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毕业后，在南澳州一个赛车场找了一份工作。然而，当地离阿德莱德市区百余公里，附近的小镇不是缺乏出租单位，就是租金较贵、性价比低。
“租房其实不是特别困难，房租也不是最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油费和路上通勤花的时间。我住市区也好，后来住山区也好，每天通勤都要两小时以上。”
每天要开200多公里，路上很多上坡下坡，算下来基本上一个月要付超过1000澳元的油费。
为了节省油费，胡先生特意买了一辆客货车作临时居所，周末才返回住处。后来，他发现公司在附近经营一个露营车公园，便萌生了长期租住的念头。
“长期住是90澳元一周，我觉得很便宜，因为我之前的租金是200澳元。我住那不仅省了油费，每周还能省110澳元的房租，很划算，那里环境也很不错。”
他所住的露营车公园的网站显示，既有提供度假屋和单个床位出租，也有露营地提供。有独立厕所和水电的营地收费65澳元一晚，有水电的营地41澳元，而最便宜的仅停车位和一块草地的为30澳元。
营地设施一应俱全，胡先生平时在公共厨房做饭。 Source: Supplied
他的“新家”没有门、没有墙、没有桌子，虽然打风下雨的时候会吵、会摇晃、会吹到变形，感觉“不太安全”，但打足12个地钉之后总算牢固。
他坦言，刚来澳大利亚时是花家里的钱，自己对消费没什么概念，直到“疫情以后房租开始涨得很厉害”，“物价基本上也翻了一倍”。如今，露营车公园有水有电，有厕所、厨房和运动设施，日用品也可共用。
扎营生活大大节省了他的住宿开支、通勤时间和燃油费用。他还感觉头脑更为清晰，身体比住在楼房中更有活力。
他很满意现时的简朴生活：“我一直很崇尚这种生活，是一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感觉......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你不需要太多东西去满足你的生活。”
刘晓涵去“流浪”之初，曾租车一个月“试水温”，最后决定踩单车上路。 Credit: supplied
2018年，他们发现无法负担住房开支，而且感觉“就业饱和率挺高的”，遂决定一同前往塔州开启“流浪”生活——两辆单车，一个帐篷，随遇而安。
她接受SBS普通话访问时透露，当时的生活是边旅行边打工：“我们缺钱，就开始思考怎样找工作呢？第一份工作是我在一个中文背包客的网站找到的。”
大概就是做一个星期的农场工作，攒一点钱，这个地方呆腻了再去下一个地方。
刘晓涵表示，这两年“流浪”经历让她身心受益。“过得非常轻松，流浪生活带给我很多心灵上的治愈......没有收入压力的情况下整个人都轻松很多。”
她后来搬到黄金海岸，有一年时间为外出人士或家庭做宠物保姆，既可赚取收入又可免费住宿。最后她和伴侣在离黄金海岸3个多小时车程的小镇Stanthorpe买了一座小房子，实现有房梦的同时按揭压力并不大。
这些因为租不到房而选择住帐篷的人并非个别例子，胡先生透露他有一些同事也在露营车公园居住。近年也有越来越多人选择住在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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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住房危机是移民激增造成的吗？这份报告指出主要根源
移民导致住屋危机？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社会近年却有一些声音将住房危机归咎于移民人数增加。
2018年来澳读书的胡先生，被问及如何看待这言论时不置可否，但认为房屋租金上涨主要是因为留学生“突然一下变多了”。“每年能批出来的移民数量是有限的，也不会一下暴增，但是留学生真的是一下子暴增的。市区新建了很多学生公寓，而且价格都贵得离谱。”
而刘晓涵认为，移民只是把问题“提早爆出来了”。“（澳大利亚）基础建设还是不够先进......人口突然增长就会催化这种隐藏的问题。但是人口不是导致问题的根源，根源在房屋市场和基础设施的不健全。”
她相信，减少移民是联邦政府对此问题采取的措施之一：“政府发现了澳大利亚当下的社会条件，不足以容纳快速增长的人口。削减移民是不得已而为之。”
超过40个关注住房和无家可归者的社会福利机构，早前参与住房关注组织Everybody''s Home的联署，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及反对党领袖达顿（Peter Dutton）发出公开信，对归咎移民的言论表示担忧。
该公开信引述房地产研究机构SQM Research的数据指，在2020年3月至2022年2月，即澳大利亚封关、移民无法入境期间，本地房屋租金攀升达25%，升幅远超2010至2020年的10年。
其中一个参与公开信联署的组织是澳大利亚民族社区议会联会（FECCA）。该会副主席、首都领地多元文化理事会（ACT Multicultural Council）主席吴耀文（Andrew Ng）相信，移民绝非澳大利亚住房危机的主因。
他在接受SBS中文采访时说：“达顿和国家党都曾抨击过移民政策不对，形成房屋租金压力。我不是说移民没影响，但只是部分原因。”
吴耀文（左一）与澳大利亚民族社区议会联会的董事会成员。 Source: Supplied
吴耀文解释：“政府对房地产投资者有负扣税等税项豁免，导致房屋价格炒高；（但如果）用很高的税款来惩罚投资者，又会迫使新楼减少。这是政策问题，当然不是很短时间能解决，但始终要有一个策略。”
“2016-17财年的新建房屋其实已开始递减，（住宅用途）土地也少了。还有一个现象是以前很多是一家人一起住，现在多了单身人士搬出去住。”
移民改革加剧“替罪羊论”？
在2022-23年度净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18000人之际，联邦政府对包括住房在内的行业进行咨询后，去年底公布最新移民策略，收紧对技术移民和留学生签证的申请条件，旨在大幅减少移民入境数字。
内政部一份讨论文件指出，虽然更多的技术移民工人能帮助建设更多房屋，但移民涌入确实会影响住宅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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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租房危机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留学生签证是今次受新政影响的重灾区。澳大利亚大学协会（Universities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杰克逊（Catriona Jackson）回应政府新政时表示大致上同意收紧措施，但亦警告不要视留学生为住房危机的“替罪羊”。
吴耀文也同意当局收紧移民，同时不认为此举是把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新的移民政策是围绕提高（新移民）素质，这个对澳洲（移民政策）是无可厚非的，是一个正面的处理方式。”
但他指，政策的影响就如硬币的两面：“可能有人（从中）只是看到，移民多了加剧了房屋短缺......但我认为这不是主因，更多是（政府）房屋策略有问题。”
所有移民政策的改变都是想从好的（方向出发），但过程之中会不会漠视了对移民的负面影响？这不奇怪。
对于如何改善“把问题归咎移民”的这种社会舆论，他建议，政府应该增拨资源给多元文化社区，传达正确资讯，同时移民群体也应增加了解社会状况，有困难可向多元文化机构求助。
“澳洲是一个很关注移民权益的国家，有不少团体都会为移民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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