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月初的澳大利亚劳动力和就业峰会结束后不久，原本对澳大利亚进一步增加和开放技术移民的政策倍感欣慰的移民从业人士们，立刻被泼了一盆冷水。
根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最贵的签证序列——重大投资者签证（SIV）很可能被政府考虑彻底结束，或者进行重新设计。
根据以往数据，投资门槛最高的澳大利亚移民类别188C在过去几年基本被中国富人所垄断。而这种商业移民签证已为澳大利亚带来了至少120亿澳元的资本和收入，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签证之一。
根据内政部截至2020年6月的数字，自2012年该计划开始以来，已经发放了2349个SIV签证。在这段时间里，约有117亿澳元被投入到符合要求的投资中。约84.8%的签证申请来自中国，84.9%的签证已被批准。约3.6%的获批签证来自香港。
但根据澳大利亚公共政策智库机构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研究，取消商业投资和创新项目（BIIP）签证在未来30年将增加1190亿澳元财政红利，因为这样的签证被认为将只会给澳大利亚政府带来更多福利支出的负担，而不利于经济。
格拉顿研究所发现，获得商业投资签证的人很少投资于新出现的项目，或提供原本无法提供的创业智慧；相反，这些人在澳大利亚的收入往往非常低，政府在支付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要高于他们缴纳的税款。而且调研报告认为，获得商业投资签证的人往往年纪更大，这意味着他们退休前在劳动力（或经商）工作的年限更少，纳税的间也更短。因此，也就得出了不再办理高端投资签证将会为政府省下成本的结论。
那么，澳大利亚人这笔账算对了吗？
根据澳大利亚财政部的算法，持有商业投资签证的澳大利亚纳税人在公共服务上的花费将比他们一生中缴纳的税款多出12万澳元。相比之下，其他技术移民一生的平均正红利为19.8万澳元。这一差别的核心在于：前一种移民所上报的收入较低，不缴纳很多个税，而且偏大的年龄意味着他们会更快开始享受老年人的福利和医疗保障制度。
但这个算法却显得极为短视和缺乏经济常识，因为移民人群——或者更进一步来说，任何一个人群对国家经济和财政收入的贡献，除了非常直接的个人劳动输出和收入所得税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个来源——消费。
显然，以中年居多的商业投资移民由于往往已经财富自由，其来澳大利亚确实更接近退休和养老，但和那些本地工作很多年、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人不同，这些移民本身财富积累较多，将会进行比较高的整体消费——而且他们往往会带着全家移民，这不仅意味着更大的消费群体，也意味着他们的子女很可能会在澳大利亚长大和工作，成为未来澳大利亚就业和纳税群体的一份子。
一个很简单的思考，对于这些能够拿出几百万澳元进行投资来获取移民的人群来说，他们到了澳大利亚定居之后，就需要买房买车，并在吃穿上也继续惯性地高消费。这中间可以产生的印花税、消费税额度一点都不低。而且这些消费也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比如大量的移民中介、房产中介等等，这些行业本身也在向政府交税，其从业者也是纳税人。
因此，即使不考虑更多的间接利益——比如大量成功商人进入澳大利亚，往往会带来更多潜移默化的商业思维和创新以及潜在的背后巨大的亚洲市场资源和商机。即使只按照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来算，商业移民所带来的政府财政收入并不少，只不过这些收入可能并不直接体现在这些移民个人缴纳的所得税上，而是更多通过消费方式，以消费税、印花税和其他服务他们的行业从业者的所得税的形式，间接流入了政府的口袋。
（本文作者魏睿昊Julius Wei为SBS特约通讯员、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人士，转载须经SBS许可；本文观点仅代表嘉宾观点，不能代替理财建议，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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