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国际气象组织特地选择使用塔斯马尼亚观测点的数据，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尤其是熟悉塔斯马尼亚地理的澳洲人，更明白其中的不妥之处。由此又牵出不少对气候政策的疑问。本文对这些疑问逐一剖析。
一、全球气候政策的“澳大利亚疑问”
今年11月初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了全球COP26气候峰会。会前SBS于10月21日和27日连续刊登了两篇报道，文中称其他发达国家认为，澳洲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不够强有力，而澳洲出口的煤碳和天然气还产生数倍于国内的碳排放量。这大概就是以欧洲国家为主的气候峰会参加国对澳洲有所批评的原因。由此来看，似乎在这些国家的眼里，出现了一个“澳大利亚疑问”，澳洲什么时候能跟上它们的步伐？
然而，这所谓的“澳大利亚疑问”其实引出了一个澳大利亚的真正疑问，那就是，位于澳洲南部塔斯马尼亚的一个二氧化碳观测点被选作全球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依据，但这个点上的数据能说明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活动过大、乃至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吗？
关于遏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气候政策的逻辑是这样的：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是客观存在，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是罪魁祸首，因此必须通过减少人类活动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让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吸收达到平衡（即碳的零排放），为此发达国家要率先做到。
在这个逻辑链条里，塔斯马尼亚的大气观测数据是关键的一环。所以，重新审视一下塔斯马尼亚观测点，其实非常必要。如果这个观测点有疑问，那么，全球气候政策的上述逻辑链条就存在严重疏漏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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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大气监测网精准检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要比较科学地观测人类活动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造成的影响，应该是在各大洲人类活动比较多的地方、而不是人类活动比较少的地方来设立大气监测点，这是常识。那么，实际上现存的全球气候观测点有多少，又是怎样分布的呢？
全球大气监测网(Global Atmosphere Watch Program , GAW)在全球一共设立了30个观测点。其中在南极3个，北极圈附近4个；也就是说，这7个点附近基本上没有人类活动，其空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主要是季风造成的。剩下的23个观测点中，太平洋上有3个，印度洋上有2个，那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也主要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这样，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观测点全球一共只有18个，其中，大洋洲2个，北美洲1个没有，南美洲仅在最南端有1个，非洲大陆有5个，亚洲大陆2个（其中1个在印度，1个在中国西宁市西南90公里的瓦里关），东南亚2个，西欧国家6个。
从这些网点的分布来看，有两个特点。首先，观测点当中，位于南极、北极圈和太平洋、印度洋的12个观测点，基本上不反映当地人类的活动，南美洲南端的那个观测点也大致如此；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观测点不以观测当地经济活动造成二氧化碳浓度变化为目的。
其次，这个监测网在分析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方面，主要是为西欧国家服务的。因为西欧国家的减排政策比较严厉，监测结果可以证明，那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高，减排政策有效；但是，对欧洲国家最关注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和美国，这个观测网对当地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情况基本上一无所知。
无论如何，按照这样的监测点来分析各国实际的二氧化碳浓度情况，是有严重缺陷的。世界气象组织(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采用这样的观测网点数据，来评判世界各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程度，本身大可质疑。这才是全球气候峰会主要参与国都必须认真回答的大疑问。至少，从东亚、中亚、南亚、东欧、中欧、中东，到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国家，在如此广大而人口密集的地区，究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世界气象组织并不了解。
三、世界气象组织最近报告的依据：全球两个观测点
正因为世界气象组织不了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二氧化碳浓度，所以它只能依赖这30个观测网点中个别网点的数据；然后便轻易地做出了地球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这样一个结论，由此导出了气候政策。也许，大部分澳洲人并不知道，全球气候政策的判断基础，与澳大利亚有很大的关系；这仅仅是因为，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大气监测网在澳洲选了一个基准站，而这个基准战的大气观测数据被用来证明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上升。
该报告指出：“根据WMO全球大气监视网(GAW)中基准站的报告，2020年上半年二氧化碳浓度超过百万分之（ppm）410。2020年7月莫纳罗亚(Mauna Lua，夏威夷)和格里姆角(Cape Grim，塔斯马尼亚)分别为414.38 ppm和410.04 ppm，高于2019年7月的411.74 ppm和407.83 ppm……要稳定气候变化，必须持续将排放量减少到净零。”
我们从这段话得知，目前气候峰会大力推行的气候政策，其“科学”依据就来自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假设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是可靠的，那么，仍然存在着一个大疑问，凭这两个点的数据，就能得出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因人类使用化石燃料而明显提高，因此地球变暖这样一个结论吗？
四、塔斯马尼亚观测点代表地球暖化？
从世界气象组织的上述报告中我们得知，2020年7月夏威夷的那个观测点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比1年前上升了百万分之2.64，而塔斯马尼亚观测点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比1年前上升了百万分之2.21。但是，那种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吗？
塔斯马尼亚的观测点位于该岛西北的格里姆角（Cape Grim）。该州面积6万8千平方公里，只有52万人口，人口密度并不高。中国的宁夏自治区与塔斯马尼亚州面积相当，而人口是塔斯马尼亚州的13倍。塔斯马尼亚是澳洲自然生态保护最完善的地方，全州40％的面积被列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气象组织把这个人口适度、自然生态相当完好的地方选为全球气候观测点，似乎并不是因为这里的人类活动造成了过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而可能是以前为研究南极气候变化而选择为南极外围观测点。
为什么现在塔斯马尼亚的观测点数据会成为世界上两大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最明显的地方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塔斯马尼亚的自然保护区里土壤干燥后，会转变成易燃的“褐煤”，容易发生野火，排放出二氧化碳。例如，2016年底发生的野火长达18天，烧毁的林木面积达950平方公里。野火并非人类经济活动，它产生的二氧化碳与人类活动无关。世界气象组织若从常识出发，照道理，应该将塔斯马尼亚这个观测点的数据从报告中剔除。若用这个点的数据来预测地球暖化，势必误导许多不熟悉塔斯马尼亚地理的人；而且，它也不能证明，人类减排了二氧化碳，野火就永不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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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上述报告引用的夏威夷观测点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数据，就更是荒唐。该观测点所在位置莫纳·罗亚（Mauna Lua）位于美国夏威夷州最大的夏威夷岛（当地称为大岛），去过这个岛的游客都知道，这个岛有活火山，经常喷发。笔者去那里游览时，就曾捡了块尚且发热的火山熔岩凝块。火山喷发从来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的重要来源。我相信，这个观测点的建立，一开始应该不是为了观测二氧化碳浓度，而是为了观测火山喷发的；至于后来什么时候被利用来作为二氧化碳浓度观测点，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象把监测汽车驾驶人酒精含量的呼吸检测仪放到酒桶里检测，然后告诉大家说，酒桶里酒精浓度太高，这样的研究者难道真把世人都当无知者了？
也许值得追问一个问题，既然这两个世界气象组织选择的观测点数据被用来预测地球暖化，本身就大有疑问，那为什么世界气象组织没选择更靠谱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结论呢？或许，这两个点的数据是唯一能证明这个机构预设结论的资讯了，其他地方的观测数据可能都不支持这个预设结论。
五、为什么“地球暖化”应对政策变成了气候变化应对政策？
假如地球暖化确实日益严重，世界气象组织也许就不必选用塔斯马尼亚和夏威夷的不那么靠谱的数据了。这两个观测点的数据被选用，或许正好反映出该组织的无奈，因为对所谓的“地球暖化”观点，早就出现了大量质疑，以致于最后“地球暖化”应对政策这个标题都不得不修改了。
从网上查到的研究报告显示，1999年1月到2008年12月全球温度的变化是正负0.07摄氏度，比前一个10年的正负0.18摄氏度少很多，基本上稳定，引起全球温度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海洋洋流的厄尔·尼诺现象。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南方科学中心主任——海洋学家根纳季·马吉硕夫（Геннадий Матишов）认为，全球不是变暖，而是在变冷；气候具有周期性，现在变暖周期已结束，正进入变冷周期。他今年2月23日接受《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采访时表示，等待人类的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小冰河期。马吉硕夫说，他从1965年以来就一直在北极考察，没有全球变暖这一说；最近北极温度确实略有上升，因此一些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他指出，1878年和1933年北极处于同样的暖周期，但此后北极又进入冷周期了。
马吉硕夫院士认为，“要了解气候（变化）趋势，至少需要分析1百年的数据，而不是只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马吉硕夫指出，气候是周期性的，人类正在成为新冰河时代开始的见证者；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出现了寒冷的冬季、干旱，还有强降水等等，这都佐证一点，我们正迎来全球变冷时期。马吉硕夫还指出，南极洲冰原是个非常稳定的系统，“地球气候变暖而全球洪水泛滥”之说，实在不值得一谈。
虽然“全球暖化”这个词消失了，但“全球暖化”作为应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政策的理由，在后者的旗帜下仍旧卷土重来。据德国之声2007年2月3日报导，小布什任总统期间首次使用了“气候变化”这个词，来代替“地球暖化”，原因就是“全球暖化”论声誉不佳。如今已经没有一个政府愿意继续使用“地球暖化应对政策”这样的概念了。毕竟，地球事实上并未暖化，就像塔斯马尼亚的野火或夏威夷的火山不至于就毁了地球一样；而且，人类也并未愚蠢到要与大自然搏斗，去阻止火山喷发。
“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其实没有区别；那为什么前者声名狼藉了，换个名称就又活跃下去了呢？大概是因为它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政治正确”是不容许别人质疑它的“正确性”的，因为它“政治上是进步的，因而就是正确的”。
六、气候政策本身存在一个大疑问：二氧化碳排放量代替净排放
气候政策的核心是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净零，即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扣除大自然的二氧化碳吸收量之后，净排放量为零。为此，气候政策提出了三个实现方法：一，植树造林，多吸收二氧化碳；二，用风能和太阳能替代煤炭和石油；三，付钱让发展中国家少排放二氧化碳。但是，气候峰会开会时，相关国家却不关心第一个方法，而是聚焦在第三个方法，法国还为碳指标交易开始预作准备了；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则睁大眼睛问，给我们的钱在哪里。
其实，鼓吹气候政策的多数发达国家不只是不关心第一个方法，而且是故意忽略了第一个方法。证据就是，在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当中，并没有净排放量的计算；因此，气候政策就变味了，虽然口头上的目标是净排放量减少到零，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只是关心让总排放量大的国家拿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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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相关的气候研究机构只用化石燃料消耗量和出口量来计算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却拒绝计算计算植物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借口是，吸收量的计算太复杂。这就把气候政策关于“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减少到零”变成了一句虚话、假话；我们也从未见过哪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各国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数据。这是长期以来气候学界故意造成的人为错误。而这种错误计算的后果是，很多被指责为总排放量过大的国家，可能实际上净排放为零，不应该受到气候政策那种要它们为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出口付费这样的惩罚。
科学研究指出，1公顷阔叶林每天可吸收1吨二氧化碳，释放0.73吨氧气。据此，我做了两个粗略的估算。其一，美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是546,101万吨，国土面积93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33%，相当于森林面积为309万平方公里（30,900万公顷）。按森林的有效光合作用季节为每年6个月计算，则森林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5,562,000万吨，是排放量的10倍。中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703,192万吨，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16.5%，相当于森林面积158万平方公里（15,840万公顷），每年森林可吸收二氧化碳2,851,200万吨，为排放量的4倍。
这样的估算当然不是精确计算，只是为了说明，现在不考虑二氧化碳吸收量的收费减排政策，其中的错误有多大，而这种收费的荒唐又何其明显。
声明：作者程晓农，博士，中国经济学家、转型问题学者、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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